達觀的胸懷和樂觀的人生態度是健康的心理素質的又一個突出要素，決定了人生精神狀態的積極與消極，人生動力的大小與多少。它對於人才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1）達觀和樂觀的本質是超脫眼前的名利
達觀和樂觀的本質就是能夠做到超脫眼前的名利。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淡泊眼前名利，才能明確誌向，對未來充滿信心。隻有不把眼前名利看得太重的人，才能表現出達觀的胸懷和樂觀的人生態度。
宋朝的蘇洵在《心術》一文中，從將才的修養的角度，探究了怎麽樣對待眼前名利的態度。他認為將才的心理修養，應該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製利害，可以待敵”。“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可以支大利大患”。蘇洵在這裏講的是莫要因為小利小患影響大利大患的道理。日常生活之中的名利，皆屬於小利小患，隻有根本利益才是大利大患。不能因為爭奪小利小患，而影響自身長遠發展的根本利益。蘇洵的話，頗有一番道理。
對個人名利的正確態度，就是沉著不爭。晉升職稱、提拔幹部級別、福利性或半福利性住房分配、工資級別、獎金級別、國家大獎等涉及個人重大利益的問題，確實是牽動人們心思的。對於這些越是重大利益的問題，越應該堅持沉著不爭的態度。有的人就是把這些問題看得過於絕對化，而喪失了達觀和樂觀的精神狀態。有的甚至為此上訴、上訪、找領導人說理，花費大量的精力去論爭自己的優勢，比較別人的劣勢。弄得不好，會把自已弄得身體崩潰，生命垂危。這是不值得的。
說起來容易，但要真正做到達觀和樂觀，誰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有人問過我，你遇到這樣的涉及個人重大利益的問題，能夠做到“沉著不爭”嗎？可以說，在自己30多歲的時候，對這類問題是努力去爭的，是計較的。但是，進入不惑之年以後，基本上做到沉著不爭了。比如我的職稱的評審問題，就沒有爭。我在1987年讀完博士到一個大學工作，那裏的書記許諾當年肯定能夠評上副教授的職稱。但是，真到了的時候，連申請表也沒有讓我填，結果就是沒有評上。而評上副高職稱的人，論學曆、年齡、科研成果等也都不具備優勢。許多人鼓動我找領導人談這件事情。我沒有去找。我想，領導人這樣處理問題，肯定有他的原因，你找他談話，他最多也就是向你做一番解釋。我認為，這種解釋是沒有什麽價值的，與其他解釋清楚，還不如我自己想清楚。當年沒有評上，第二年按規定不能開評審會，第三年該開評審會了，結果發生了動亂，上級通知凍結評審職稱的工作。直到1991年職稱評審才恢複。我就是在1991年才申報評審副教授職稱的。這期間，一拖就是五年。這五年，因為職稱而帶來的利益差別頻頻出現。當時，評上副高職稱的，立即搬進了三室一廳的大房子，我隻能繼續住在二室一廳的房子裏；評上副高職稱的，在培訓班講課的課酬相當於沒有副高職稱的一倍；我與人家的工資差別也拉開了。眼前利益的差別確實很刺激情緒。出外講課、做報告，主持人一般都稱呼我博士，以替代缺少高級職稱的遺憾。但我基本上沒有過激烈的反應，而是比較平靜地度過了這個特殊時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學和科研上。結果，科研成果積累得更多，教學也得到學生的歡迎，專題講座的頻頻開設使得學術形象更加鮮明。這樣，竟然在下一次職稱評審會議上被破格評審為教授職稱。回過頭來看，時間不多不少，平均速度是不快不慢的。如果不是這樣，而對眼前利益拚命爭奪，毀壞自己的形象不說，對自己職稱的進展也絕對沒有什麽好處。這一段經曆告訴我，超脫眼前的名利，達觀地看待眼前的名利，采取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對待自己的發展，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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