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民主社會主義的建黨原則同科學社會主義的建黨原則是根本對立的。概言之，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強調意識形態一元論，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主張思想來源多元化；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十分重視自己作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這一階級特性，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公開承認自己不能僅僅充當某一階級狹隘利益的代表而以人民黨自居；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堅持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作為多黨議會體製中平等競爭的一員而存在；科學社會主義政黨講求民主集中製，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鼓勵自由參與。由於以上差別的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社會變革觀上呈現出涇渭分明的態勢：科學社會主義政黨重視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強調新社會製度的建立要以砸碎舊的國家機器為基礎；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從“社會的改變隻能在絕大多數人同意時才能實現”的前提出發，主張以和平的手段對社會的各個領域持續施加壓力，通過不斷改善現存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而逐漸過渡到新的社會形態。當然，以上對建黨原則和社會變革觀的簡略對比，是把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分別視為一個整體，沒有考慮它們內部的模式分化。事實上，無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它們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同質規定性，但其內部的不同模式在同一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也是頗有差別的。基於此，下麵將從三個方麵對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在政黨觀和社會變革論上的異同作一比較分析。

    一、左翼人民黨

    從工人階級政黨過渡到左翼人民黨，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政黨觀上的一個實質性變化。迄今為止，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的20餘個政黨基本上都完成了這一轉變。從曆史進程看，隸屬於不同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完成這一轉變的時間，大體上同該模式的形成時間相一致。

    北海-波羅的海模式諸黨大約從30年代開始就逐漸以人民黨自居並開展相應的活動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人民之家”主張及其實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該黨第二任主席漢森早在1928年前後就提出了人民黨思想。他在黨報上撰文認為，社會民主黨若要贏得農民和中間階級（這在當時的瑞典是必需的），就必須擺脫階級的局限，視自己為人民的黨或民族的黨，把為人民獲得自由並建立一個團結和睦的民族之家作為自己的目標。漢森指出，對於黨的現實活動而言，人民概念將大大有利於階級概念，因為國家好比一個家庭，人人都希望這個家庭的基礎是一致和團結，不是階級對立和分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瑞典社會民主黨從30年代開始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頗為成功的以合作妥協為主要特征的改良主義實踐，並時時處處以全民代表的姿態從事自己的政治活動，在端典建立了持久的統治權威。其他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同一時期或稍後一段時間裏，通過各自的理論和實踐，完成了黨的性質從階級黨向人民黨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挪威工黨30年代的“危機折衷方案”和英國工黨40年代的“福利國家”實踐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內陸模式的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從階級黨向人民黨的轉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特殊條件下完成的。當時，對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困難重重的戰敗國來說，民族的和解和團結是首當其衝的，它迫使國內各派勢力，特別是其中的兩大產業階級，必須暫時放棄激烈的階級爭鬥，協商對話，共同應付國際國內各種矛盾。這樣一種階級關係，自然也影響到國家的政黨政治態勢。1945年在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基礎上改建的奧地利社會黨，以參加同人民黨共同執政的長達20年（1947-1966年）的大聯合政府為標誌，大力推行社會夥伴關係，逐漸淡化自己的階級色彩，竭力充當全民族的代表。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謀求執政的道路上，也日益演變成同右翼的聯盟黨交替執政的左翼各派社會勢力的共同代表，並最終“通過哥德斯堡綱領表明了它很久以來就已具有的特性，即它是一個左翼人民黨”。

    地中海國家的社會黨由於身處階級矛盾相對激烈的社會環境，從階級黨轉變為人民黨的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最終完成卻是在80年代中後期，執政實踐成了它們完成性質轉變的主要原因和具體表現。可以說，正是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的政治活動從80年代初期開始的巨大成功，決定性地推動了它們完成自身性質的轉變，同時也隱含著將以喪失自己的特色為代價，從而為後來的衰落埋下了伏筆。以法國黨為例，1990年該黨在雷恩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最後文件放棄了它執政前堅持的“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基本主張，把黨定性為“一個有人民性和具有改革社會的願望、鼓勵討論和思想交流的政黨”，以便擴大選民基礎。該黨第一書記莫魯瓦還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是對該黨執政7年的總結，是法國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並據此認為法國社會黨從此加入了西歐和北歐式社會民主黨的行列。可大會剛剛開過3年，法國社會黨卻在大選中因提不出鮮明的競選綱領而遭到慘敗。

    從一般意義上講，民主社會主義的“左翼人民黨”政黨觀主要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1）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是全民運動而不是精英運動；（2）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是左翼力量的代表，是推動全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進步運動。

    1972年3月17日，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帕爾梅在同勃蘭特和克賴斯基的通信中，十分肯定地說：“社會民主黨不是精英黨，而且也從未是過。我們是，而且仍將是全民運動。”與此相反，“讚同將革命性暴力當成改變社會的必要方式的每一個人，不管他們自稱是共產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幾乎無一例外地代表著精英的觀念。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工人階級應由一個經過艱難培養出來的、優秀分子組成的黨所代表，它的成員是精心挑選出來的。但這絲毫不符合工人們的意願。他們將自己視為此角色是因為他們根據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認為他們擁有一門非常偉大的學問。”該觀點得到了勃蘭特和克賴斯基的“明確讚同”。勃蘭特還把它同社會形勢的變化聯係在一起：“在工業社會的現代發展中，社會民主黨就是要從它的綱領的基本態度中取得特殊力量。社會民主黨作為曆史上勞動人民的黨繼續存在，但又不是某一團體利益的狹隘代表，而是從根本上代表了社會的人類形象。”克賴斯基在讚同帕爾梅關於社會民主黨是全民黨的觀點的同時，還特別對共產黨及其執政實踐中的“精英政治”進行了抨擊：“關於共產黨國家應該說，在這些國家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通過政黨或者武裝力量，政治相對於經濟的絕對特權已經得以實現。在這些國家裏，除了經濟過程中國家官僚主義的僵化造成的無能之外，它主要表現為明顯缺乏消費品和投資能力，還暴露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特權階層的政治，歸根到底隻不過是開明專製主義的新變種。”

    作為上述政黨觀的具體體現，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了“群眾的覺悟是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的思想，認為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首先在於人們情願而且有能力投身社會主義變革這場曠日持久的、培養意誌的進程。因此，黨應向各方敞開自己的大門——“隻有甘願開放和坦誠相待，才會使那些願與我們隻同行一段路的人了解我們，也才能使我們免受虛偽孤傲的傷害。孤傲不僅扼殺掉了勢單力薄的政治派別，而且在它的誘惑下各大黨也不得安寧。”公民通常是十分明智的，富於犧牲精神，隻要我們的所作所為通情達理，他們就會支持我們，而我們的運動之所以有力量，正是來源於他們的支持，民眾的廣泛參與構成了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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