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秀梅
題記：我的堂嫂雪玲來自印尼。1994年3月中國台灣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政策，讓許多經營困頓的中小企業主與農戶搭著“南向政策”的順風車到了南洋。我大伯公的長孫發仁原在家鄉美濃種木耳，他跟他的夥伴想把技術外移，但是投資不力，做起了外籍新娘的中介者，把雪玲介紹給自己的堂弟。
少女時代的印尼記憶
她的家族是各種南中國族裔的混合。
“我是家中的老大，家裏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媽媽做生意，有請用人來照顧我們。但是媽媽的兄弟姐妹很多，家裏生活較困苦。我舅舅也會來我們家住，幫忙照顧我們。”她說。雪玲的爸爸和18世紀的印尼加裏曼丹的傳奇人物羅芳伯是同鄉。
她的媽媽則是坤甸城鎮裏的人，是家中的老大，有八個兄弟姊妹。媽媽念華僑學校到初中時就終止，因為外公再娶，二姨太生了一個小孩，她要幫忙帶弟弟妹妹和小姑姑。雪玲的爺爺是從中國大陸的廣東梅縣過來的，奶奶是印尼出生的華人，家族成員在百年間陸續有人回中國大陸念書。她的外婆是潮州人，外公是梅縣客家人，外公的第二任妻子是海南人。和中國台灣漢族一樣，印尼華僑稱印尼當地人為“番人”，不過雪玲的祖上一直都沒有和當地人通婚。
“我媽媽會說潮州話，她沒念過印尼書，印尼話是嫁給我爸爸之後做生意時學的。媽媽很能幹，工作很忙，請了一個婆婆來照顧我妹妹。爺爺在我爸爸6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在大陸那邊也娶了一個老婆。奶奶在鄉下賣冰，是當時坤甸鄉下第一個有冰箱的人。爸爸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媽媽嫁過去，奶奶很挑剔她，常常欺負我媽媽，例如下雨時不收我媽媽的衣服。媽媽家比較窮，有時候外公、舅舅做客，奶奶都念東念西的。不過奶奶生病了，媽媽還是盡心盡力地照顧她。姑姑家比較困難，我們都會幫助她們。媽媽教育我們‘人在做天在看’。奶奶77歲去世，她一輩子都待在坤甸鄉下。我們鄉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有些也會講客家話，那邊做生意的華僑，多少都會講印尼話，潮州人就比較少會說。”
雪玲生命中遇到過兩次“排華事件”，她父母經曆得更多。“因為媽媽家裏小孩多，要出來賺錢，她就到鄉下做生意。媽媽之前在鄉下教書，當時念到初中就可以教書了，印尼很缺少老師，能念到初中就很厲害了，爸爸也是念到初中，他們都是念華人學校的。媽媽嫁給爸爸的時候，印尼就開始‘排華’。”
“大約是60年代，政府縱放印尼人搶華人的東西，華人的東西都被搶光，中文書必須埋在土裏。老家的房子有暗門，也曾被人家給撬開。70年代我還小的時候，當地土人想要對付我們。我看過三個不同族群的人聯合打華人。鄉下比較多‘排華’的事情發生，所以媽媽叫我們先和親友一起去雅加達。當時我們不敢離開大人，還是留在鄉下。有一次亂了，我們就跑去警察局躲著。媽媽也曾帶我們離開鄉下到城鎮區一個月。我爸爸不怕，奶奶也不怕，沒有離開鄉下。”
另一次“排華”經驗較為清晰。“我們跑去坤甸城鎮區，媽媽那邊有親人，我們小孩住在那邊，夥食費自己付。小學畢業之後，媽媽叫我到都市念初中，我不太想去，因為不想離開家裏。妹妹很高興地去了，她住在都市的舅公家，媽媽比較放心，有交夥食費。因為是‘排華’的原因我們才會去都市的，不然我媽媽也不太願意我們離開。”
媽媽經曆太多苦難，希望長女以身作則離開鄉下，追求更好的人生。“我媽媽很怕我嫁給鄉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因為種族不同，習慣也不同。但我的小時候的同伴都嫁給當地的番仔，所以初中畢業後媽媽就把我送去雅加達。從鄰近都市到雅加達坐飛機要兩三個小時。妹妹初中畢業之後，高中也是去雅加達讀的。當時跟著兩個阿姨和一個同學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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