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夫查理·埃文斯五十多歲了，他個子不高，性格堅毅，臉色紅潤，下巴上長滿了胡子，臉頰上總是帶著笑容。他的衣著前衛，外套很休閑，顏色很明亮，裏麵是印有紅黃格子的馬甲，馬甲上麵掛有一條純金懷表鏈。當他進入埃弗雷特先生家中的起居室時，他左手正握著一頂淺灰色氈帽，手上的鑽戒在燈光下閃閃發光。顯然，在收到警察送來的消息時，他肯定特別驚慌失措，以至於完全忽略了他那身不合時宜的裝扮。但在去市區的路上，他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疏忽，並迅速采取了補救措施。於是他買了一條黑色絲綢圍巾，並用金色馬蹄形別針把它固定在了胸前。
這場悲劇讓他感到悲痛，在向埃弗雷特夫人詢問情況時，他的一隻手一直放在我手背上，另一隻手不時輕拍我的背部。埃弗雷特夫人的回答一直被姨夫發出的歎氣聲所打斷。姨夫不停地搖著頭：“可憐的家夥！”他每隔幾分鍾就會說一次“可憐的家夥”。
我鼓起勇氣詢問姨媽的病情，他告訴我姨媽的病情隻是稍微好轉了一點，不過有護士照顧她。他要我不要擔心，他會陪我一起處理這些麻煩事。當我們坐下來喝茶時，埃弗雷特先生剛回家，並和姨夫相互打了聲招呼。善良的埃弗雷特夫人多次表達了同情之心，她還建議我們在出席審訊前一直在她家裏住下去，姨夫帶著感激接受了她的建議。由於姨夫離家時走得太倉促，沒帶生活用品，那天晚上他帶我去大道商業街購買了很多東西。他給自己買了一件黑色大衣（對他來說非常不合身）——主要用來遮擋他的淺色外套，還買了一頂黑色禮帽。同時，他也給我買了一套黑色西服，一條領帶。我不但可以穿上這些出席審訊，以後還可以穿著它進出其他場合。
庭審當天的早晨，姨夫和我吃過飯後便與埃弗雷特夫人一起出發了，她推掉了身邊的事情陪我們一塊出席審訊。這場悲劇吸引了很多旁觀者，他們聚集在我家附近的道路兩旁，有個拿著筆記本的年輕人還曾試圖穿過人群向我們詢問問題，姨夫用胳膊把他擋住了，拉著我繼續往前走。場麵十分混亂，我有點暈頭轉向。我已經忘記了具體的庭審地點，應該是在大道商業街附近吧，因為我記得姨夫曾停在菲利普小巷和大道商業街的交匯處對老舊水塔發表評論。然而，我對庭審大廳保留了清晰的印象，它是一個相當高大的房子，內部牆壁是白色的，就像一個大教室。我還記得屋子裏麵全是人，幾個沒戴帽子的警察在門口附近來回巡邏。
我已忘記了具體的審訊過程，隻記得一些孤立的瑣碎細節。我當時感到有點失望，因為具體的庭審過程並非像我想的那樣正式、莊嚴。我以為驗屍審判官會像法官那樣頭戴假發，但他看起來跟普通人沒有什麽差別，並且穿的是便服。我以為陪審員會坐在陪審席上，結果他們隻是坐在兩排光禿禿的木質長凳上，動作笨拙，表情窘迫。他們幾乎不知道應該把胳膊放在什麽地方，最終他們覺得雙臂交叉後抱在胸前是比較舒服的姿勢。
我們被安頓在了其中一張長凳上。驗屍審判官坐在同一張椅子的末端。坐在我們旁邊的是老女傭梅森夫人和西姆醫生，他倆和我們中間還坐著一對打鄉下來的夫婦，身穿喪服——後來我知道他們是瑪麗的父母。
我沒有出席整個庭審過程。他們把我叫到一張桌子旁，給了我一本黑皮書。我按照要求把手放在書上麵，並大聲朗讀了固定在桌子上的卡片上的誓言。接著驗屍審判官向我提了一些問題，我已在埃弗雷特先生家回答過了這些問題，當我重新回答這些問題時，驗屍審判官會在筆錄本上移動手指，他在確認我的回答是否同之前的書麵記錄一致。每當他抬頭看我時，我隻能用膽怯的聲音回答“是”或“不是”，這跟我之前想的回答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當我回答完驗屍審判官的問題之後，他把頭轉向了西姆醫生，這時，姨夫踮著腳走到了驗屍官麵前，同他竊竊私語了幾分鍾。我猜他在向驗屍官詢問是否有必要讓我留下繼續聽接下來的證詞，因為之後他對我說想和我一起出去溜達一會兒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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