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轉折，一方麵廢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後黨和國家工作徘徊前進的局麵；另一方麵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從而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強國之路。
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黨和國家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當時，九億中國人民麵對十年動亂造成的深重災難，迫切要求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但是，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少數中央主要領導人，卻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提出“兩個凡是”的方針，由此形成一股妨礙撥亂反正的阻力，造成了偉大曆史轉折實現之前黨和國家工作步履維艱、遊移不定的徘徊局麵。
一、“文革”結束時的國際國內形勢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舉國上下，一片歡騰。黨內外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迫切要求迅速醫治動亂創傷，改變國家麵貌。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既為我們實現這個要求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又使我們不得不在轉折伊始，先要麵對十年動亂造成的深重災難和嚴峻局麵。
就國際政治形勢而言，70年代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冷戰”雖然仍在繼續，但其實力對比和戰略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在1975年的印度支那戰爭失敗之後，為確保戰略重點，著重加強了對西歐的防務。與此同時，蘇聯隨著其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明顯增長，雖然稱霸世界的野心急劇膨脹，在遠東地區派駐重兵，威脅遠東安全，支持別國推行地區霸權主義，在中越邊境製造事端，但其戰略重點仍放在歐洲，仍放在和美國相抗衡。總之，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基本上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一定時期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這就為剛剛從長期政治動亂中走出來的中國集中力量從事現代化建設，爭取到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的國際環境。
就國際經濟形勢而言，當中國經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被拖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的時候，以原子能、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利用為標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在世界範圍內悄然興起，並且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麵貌。尤其是與中國毗鄰的日本，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中國大陸周邊的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也已發展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地區和國家，被稱作“亞洲四小龍”。而此時的中國，麵對身邊發生的重大變化，頗為自己浪費的時間和蒙受的損失感到痛惜。本來是在經濟、技術、文化異常落後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過近30年的艱苦奮鬥，國家麵貌已經大大改觀，但此時不僅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而且同周邊發展中國家相比，也顯得大大落後了。在這樣的形勢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已經成為時代的使命，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就中外關係而言，雖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的外交工作曾一度受到衝擊，但在中後期，卻打開了新的局麵，取得了重大突破。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複，從此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得到普遍承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時期。在此前後兩年的時間裏，中國與90多個國家建立和恢複了外交關係，國際環境趨於正常化。70年代後半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國內外市場驟然縮小，生產設備大量閑置，他們強烈希望能夠擴大與中國的經濟技術合作，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由此打開中國市場，轉嫁國內危機。至於中蘇關係，雖然在整個70年代都無明顯改善，但中蘇邊界談判一直在進行，中國頂住了蘇聯強大的軍事壓力，長期保持住了邊界的相對平靜。與此同時，中日邦交實現了正常化，雙邊交往日益密切，貿易總額逐年上升。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參與到國際經濟大循環中，參與到廣泛的國際事務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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