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地、“百慕大”、重災區
我的方格稿紙上搭滿腳手架，一期又一期的“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
經過幾年的忙碌，第一期“工程”終於竣工。拆除腳手架之後，四幢黑色的大廈已巍然矗立在方格紙上，那便是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四部長篇傳記，一百多萬字。
另外，作為第一期“工程”的小小的“總結”，我寫了《巴金的夢》。《巴金的夢》發表後，被上海《報刊文摘》所摘載，又被《新華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全文轉載。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差不多每一封信都對“文革博物館”如何從“巴金的夢”變為現實，提出了各自的建議……
剛剛完成第一期“工程”，我又在一張張方格稿紙上搭起了新的腳手架，開始進行第二期“工程”。這一浩大的係統“工程”，為的是探索和研究中華民族的那場大災難——“文革進行曲”！
這是中國當代史研究工作中的一片荊棘叢生、暗雷四伏的處女地，一片忌諱甚多、禁規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濃霧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卻又是淚流成河、屍骨如山的“重災區”。它是中國的“特產”——因為這場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咽發生，在中國進行的，它倒確確實實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各種各樣的中國人的靈魂在這場“大革命”中“大曝光”。
熟悉我的名字的讀者，總是把我與《十萬個為什麽》、《小靈通漫遊未來》聯係在一起。原本我的筆下，風平浪靜，隻有甜味，沒有辣味。我寫過“霓紅燈為什麽那樣鮮豔奪目”，我寫過“重水是水嗎”，我寫過“鈦有什麽用處”。我那《十萬個為什麽》，從未談到過中國為什麽會發生“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傳記一部部問世之後，曾有讀者以為：同名同姓的中國人太多，葉永烈也有兩個，寫《十萬個為什麽》的是一個，寫“四人幫”的則是另一個……
我怎麽會“轉軌”的呢？為什麽會從風和日麗的自然科學王國轉向雲譎波詭、浪巨風險的社會科學王國的“文革”禁區？
我越出了“雷池”
天真爛漫的我，第一次接受“階級鬥爭”風雨的“洗禮”，是在那難忘的一九五七年。十七歲的我，剛剛步入北京大學校門，第一課便是“反右派鬥爭”。北京大學竟“鬥”出了五百多名“右派分子”，使我觸目驚心。盡管在“大鳴大放”時，我不過是個忙於考大學的高三學生，沒有任何“右派言論”。好在我學的是化學，我沉醉於自然科學，從不過問那危機四伏的政治。我變得沉默寡言，連小組會上也難得發言。從小愛好寫作的我，創作欲非常強烈，不得不埋頭於寫《十萬個為什麽》那樣的書。一九六〇年，上大學三年級的我，成為《十萬個為什麽》第一版的主要作者。
一九六三年，我念完六年製化學本科，畢業了，來到上海工作，依然隻寫些自然科學方麵的書。
不久，“文革”拉開大幕。令我吃驚的是，本以為“純科學”的《十萬個為什麽》也在劫難逃，成了“大毒草”。在上海，居然成立了有上百個單位參加的“工農兵批判大毒草《十萬個為什麽》聯絡站”。作為“大毒草”的作者，我遭到抄家。那時，我已發表近百萬字的作品，悉被抄去，受到最嚴峻的審查。我被打成“雜家”，打成“小吳晗”。那種“階級鬥爭”，真是富有“想像力”：我的一篇童話《一根老虎毛》，那老虎被說成是象征“帝國主義”（“紙老虎”也），由此而進行的姚文元式的上綱上線，便使我成了“三家村”的“編外夥計”！
我在提心吊膽之中，度過了十年浩動。我變得小心翼翼，我的筆隻囿於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範疇。我的一本二十萬字的《化學元素漫話》，在文革前完成初稿，在一九七四年由科學出版社印了十萬冊，一九七六年印了十三萬冊，一九七九年全書一字未易，又印了十三萬冊。這本書簡直成了三朝元老，其原因便在於不涉及於政治，不涉及“階級鬥爭”。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政治氣氛逐漸寬鬆，進入了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大反思階段。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所謂“中宣部閻王殿”，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所謂“楊、餘、傅反革命集團”……一樁樁“文革”大冤案在大反思中得以平反。由“文革”上溯，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數十萬在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對所謂“三麵紅旗”，對所謂“四清運動”等等，也在大反思中或予平反，或予改正。就連在“文革”中遭到“大批判”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也得到了重新評價。
我步入不惑之年，真的也不惑起來。我越“界”了。我開始越出雷池。最初，我為深受“文革”之害的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我的老師傅鷹教授寫了報告文學《敢說真話的人》，迅即被《新華文摘》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全文轉載。
一九七九年四月，傅聰悄然回到上海，引起我的關注。這位有著“叛國者”名聲的鋼琴家，其實是一位真摯的愛國者。我的筆伸向這位在當時非常敏感的“禁區”人物。有關方麵告誡，關於傅聰的報道是嚴加控製的，就連他歸來的報道寫多少字，登在什麽報的第幾版，都有規定。自然，我為他寫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文學，是絕無發表機會的。我以他為模特兒，寫的《愛國的“叛國者”》，倒是順利地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完成，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福建文學》以頭條刊出。不久又被改成電影劇本《飄零者》，發表於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芙蓉》。上海《萌芽》雜誌編輯趙麗宏一看，便知道我寫的是傅聰，約我為傅聰寫報告文學。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終於在北京寫出此文，趙麗宏當即帶回上海，定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期推出。《報告文學選刊》隨即全文轉載，許多家報刊也予轉載。
緊接著，我寫了傅聰之父傅雷和傅聰之弟傅敏。《傅雷之死》這篇報告文學原在上海一家刊物已排好清樣，卻又遭磨難，後改由北京《報告文學》雜誌頭條發出，被《曆史在這裏沉思》等書收入，我的表妹甚至在華盛頓街頭也看到當地報紙轉載，給我寄來剪報。此文獲《報告文學》雜誌第二屆優秀報告文學獎。我為傅敏所寫的《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在《北京文學》刊出後，也是紛紛轉載，並獲一九八五年度“北京文學獎”。
這樣，我寫出了《傅雷一家》一書。傅氏父子的乖戾命運，使我注意起“反右派”與“文革”之間的聯係：一九五七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導致傅聰在一九五八年出走英國；傅聰的出走，又反過來導致傅雷夫婦在“文革”中雙雙自縊，導致傅敏兩度自殺（未果）。
我寫了“文革重災戶”——傅雷一家之後，又轉向在當時更為敏感的“文革重災戶”——馬思聰一家。馬思聰在“文革”中所受非人淩辱，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極“左”路線迫害的縮影。可是，馬思聰冤案遲遲不能平反，他的頭上依然戴著“叛國犯”的帽子，處於禁區之中。我同情他的命運，卻無法發表關於他的報告文學。直至一九八五年初公安部為他平反，這年五月《文匯月刊》推出我的五萬字報告文學《思鄉曲》，寫出馬思聰愛與淚的一生。此後，我又為他寫了二十萬字的長篇文學傳記《苦難的音符》，由《人民文學》雜誌選載，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香港出版社同時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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