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龔雅琴的“立案審理”理由之二中提到，據揭發，“懷疑方兆麟於三月二十九日晚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在調查組的眼中，這是極端重要的“敵情”！
龔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牽連。方兆麟的妻子萬廷鈺在“張死”前夜於上海耳鼻醫院值班，而這家醫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豈非是嫌疑最大的同謀？
調查組調查了萬廷鈺開出的處方、病人病假單，查閱了病人病曆，證實了“張死”前夜，萬廷鈺確實在上海耳鼻喉醫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九點去醫院找她，那必定與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夜裏來耳鼻喉醫院，給萬廷鈺送東西！
“重大線索！追！”調查組死死抓住這一問題要萬廷鈺“交代”。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絕密檔案中，有一厚本《萬廷鈺談話記錄》。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不到三個月內，調查組便審問萬廷鈺達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審問，都作了詳細記錄。其中有一次審問記錄，竟達十九頁！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實，在“張死”前夜，萬廷鈺自早上八點至下午兩點，在醫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與方兆麟見麵。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醫院，從晚六時至夜九時，在一醫黨委辦公室出席針刺麻醉會議。萬廷鈺則從晚時至次日晨夕時在耳鼻喉值班。夫妻倆整整一天根本沒有見過麵，毫無“預謀”的“跡象”。
可是，調查組緊緊相逼，有人見到方兆麟連夜去過耳鼻喉醫院，送過東西。
記起來了，記起來了，萬廷鈺苦苦思索，終於寫出了“交代”，標題就叫《關於方兆麟到醫院裏送蛋糕一事》：
“今年二月六日前後，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陽路耳鼻喉急診值夜班（晚上七點至次日淩晨八點）。七時許，我女兒來醫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診室來梳頭，約八時回家。到家後洗衣服，發現一隻塑料梳子不見了，便對方兆麟說：‘我剛才在媽媽急診室裏梳頭，不知會不會丟在急診室？’方兆麟說：‘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飯盒，裝了一個蛋糕，放在網袋裏，騎自行車來醫院……”
純屬家庭瑣事，隻是陰差陽錯，四十二天前的區區小事，被調查組剪接到了“張死”前夜！
調查組向萬廷鈺的同事調查，向萬廷鈺的女兒調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代，直至確證“送蛋糕”不在“張死”前夜……
萬廷鈺無端遭到審查還不算，甚至牽連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親友。調查組到處查“縫”找“洞”，隨意整人，大有株連九族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