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在延安，在她成為“第一夫人”的時候，組織上告誡過她，不參與政事，她也一口答應。好不容易，她在那裏捱過了漫長而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來乍到，羽毛未豐，無法染指黨政大事。
進入北京之後，她探頭探腦，要管點“閑事”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電影指導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委員有周揚、陸定一、蔣南翔、丁玲、鄧拓、陽翰笙、田漢等文藝界名流。她擠了進去，也當了個委員。她並不想當個徒有虛名的委員。她試著管點“閑事”。據她自己後來回憶，她曾“力排眾議”，不怕“光榮地孤立”，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官秘史》”。結果，誰也不予理睬，簡直氣壞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隻身出過一回風頭。那年二月，《武訓傳》在全國上映。她對周揚說：“《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周揚不以為然，竟頂撞了她：“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麽了不起嘛！”
到了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變得不那麽簡單了，因為這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顯然，天平的砝碼傾向了江青一邊。
江青趾高氣揚了。她第一次露麵，率領“武訓曆史調查團”，前往山東堂邑一帶，進行了一個來月的調查。據她說，她衝破了周揚派去的秘書鍾惦菜等人的重重“阻撓和破壞”。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報》連載江青親自寫的《武訓曆史調查記》。這是江青贏得的第一次勝利。
她一次次參加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一次次進行“指導”。正當她欲大展宏圖之際，卻於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療養。
在療養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來到《人民日報》編輯部，找周揚、鄧拓、林默涵談話，透露了來自毛澤東那裏的消息：毛澤東十分讚賞剛出版的《文史哲》雜誌上兩個小人物即李希凡、藍翎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兩個小人物的文章。
周揚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報》，一個來月過去，居然毫無動靜，顯然，周揚沒有把她的意見放在眼裏。
十月十六日，再度發生重大轉折：毛澤東主席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的同誌，寫了一封著名的信，即《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批評了周揚這樣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
毛澤東主席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這裏所說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刊登了署名“鍾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獲得了勝利。
緊接著，她病了。一病，就是七年——從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隻是掛著“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和“文化部電影局顧問”這樣兩個空頭官銜。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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