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
熊彼特寫的“讀者指南”為：
“論述利潤問題的第九章，從許多方麵討論了決定利潤率的因素（例如第93-94頁），特別是討論了相對於工資的利潤率，但卻沒有觸及根本問題。如果認為斯密提出了利潤理論的話，那就必須把分散在頭兩編中有關利潤的論述拚湊到一起，而這些論述大都很含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他明確支持了一種後來在19世紀的經濟學中特別是在英國很流行的理論傾向，並幫助它取得了勝利。這種理論把利潤看做是資本家階級的基本收入，因而認為利潤（實質上）是由於在生產活動中使用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實物（包括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在內）而得到的收益，認為貸款利息隻不過是這種收益的派生物。撇開純粹的放款人（‘有錢人’）不談，即便是企業家――斯密確實也使用過‘經營者’這個字眼――或實業家也沒有任何特殊職能，他們除了‘監督與指揮’外，從根本上說隻不過是‘驅使勤勞的人幹活’從而侵吞其一部分‘勞動’產品的資本家或雇主（第六章）。這種觀點顯然具有馬克思主義意味，而斯密又特別強調了這種觀點。然而卻不能說亞當?斯密持有剝削利潤理論，雖然可以說他對這種理論做了提示。因為他也強調了風險因素，並談到雇主墊付了‘全部物質材料和工資’（第48頁），這就指向了一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且，凡是像斯密那樣強調儲蓄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人，都不會抱怨把斯密同忍欲說聯係在一起。”
二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評論是：
“斯密並不以為利潤是從事‘監督指揮’管理工作的報酬，更不認為利息是對組合生產要素所付辛勞以及所擔風險的補償（第六章）。歸於個人生產者的利潤受商品的售價及其生產成本的影響。因此利潤很可能特別會易於隨需求而變動，以及隨它的競爭者和顧客‘運氣的好壞’而變動，這就非常難於說出‘普通或平均’報酬率來。然而斯密的確指出，利息率是任何一個或多個時期內利潤水平的一個合理準確的參考指數……”
“至少作為一個粗略的概括，斯密指出了，任何時點上的應付利潤率（其他一切保持不變，工資率既定）將由可獲資本的數量連同資本所做交易量，以及有利可圖投資場所的範圍等來決定。由此便可以推論說，利潤率有隨時間而下降的趨勢，這部分是由於資本逐漸增多，部分是由於尋求‘使用任何新資本的有利可圖的方法’的困難不斷增加。‘利潤減少，是……繁榮的自然結果’，盡管有如斯密指出的那樣，在上升狀況中，由於獲得新的投資場所或新的領土，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可能會逆轉。”
“斯密的基本觀點是明確的：從長期講，利潤（如同工資）趨向於下降。在任何一個時點上（比如說一年），通行的‘普通或平均’利潤率一定是資本數量與它能用於‘交易的比例’的函數。斯密對上述後一個觀點進行了重要的限製，他指出，即便是資本數量保持相同（比如說在兩個不同的時期裏），其他條件也都保持不變，利潤率也還是與通行的工資率有關。如果一定資本存量（即工資基金）的勞動比較豐裕，比起勞動比較稀缺的地方，利潤率將比較高，工資率將比較低。”
資本利潤的上升或下降，依存於使勞動工資升降的同一原因，即社會財富的增加或減少狀態；但這些原因對兩者的影響卻完全不同。
資本的增加一方麵會提高工資，一方麵又會降低利潤。當許多富商的資本投入同一行業時，這些資本的相互競爭自然會降低資本的利潤；當同一社會中所有不同行業的資本都增加時，相同的競爭必然在它們中間產生相同的效果。
上麵已經指出，甚至在某一個地點，在某一個時間，也難於確定什麽是勞動的平均工資。在這種場合，我們所能確定的，隻是最普通的工資。但就資本的利潤來說，就連這一點也難辦到。利潤是十分變化不定的。就是經營某一行業的人，自己也總是不能告訴你，他每年的平均利潤是多少。這種平均利潤所受到的影響，不僅有他所經營的商品在價格上的每一次變化，還有他的競爭對手和顧客的運氣的好壞，以及當貨物在海上或陸地運輸中，甚至在儲藏、倉庫中可能遭遇的無數其他意外事故。因此，它不僅一年與一年不同，而且一天與一天不同，幾乎一小時與一小時不同。要確定在一個大國中經營的所有不同行業的平均利潤，一定會更加困難；要比較準確地判斷在以前即在過去遙遠的時期內平均利潤是怎樣，一定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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