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亞當?斯密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為《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後人摘取後麵四個字，簡稱為《國富論》。初版於1776年問世，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
這部書過去在中國有過兩個譯本。1902年嚴複的中譯本名為《原富》，是為介紹新思想而譯的。王亞南、郭大力的譯本初名《國富論》（1930年），後名《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1972年），“隻是要作為翻譯《資本論》的準備，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準備”而譯的。現在這個譯本是為了顯示這本書“在影響世界曆史進程中的作用”而譯的，它的特色見本序言的最後一段。
二
《國富論》出版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前。當時英國的手工製造業正在向大工業過渡，產業的發展還受著封建殘餘製度和流行的重商主義限製政策的束縛。本書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係統的明白的描述，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張，被譽為“第一部係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對經濟學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在經濟學的發展方麵，斯密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創立者”的稱號。
熊彼特評論說：“18世紀結束以前，《國富論》就已出了九個英文版本，這還不算愛爾蘭和美國出的版本，並（就我所知）被譯成了丹麥文、荷蘭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著重點的不隻有一種譯本；俄文的第一個譯本出版於1902-1906年）。由此可以看出《國富論》一發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對於這種類型和這種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沒有《法的精神》一書所具有的那種優雅氣質）來說，我認為這可以稱做是奇觀。但這與不那麽好衡量的、真正有意義的成功比較起來，根本不算什麽。從大約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導師，不是初學者或公眾的導師，而是專業人員特別是教授們的導師。包括李嘉圖在內，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於斯密，而且他們大都也從未超過斯密。在大約50年中，直到約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問世為止，普通經濟學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國，李嘉圖的《原理》（1817年）對斯密是一嚴重挑戰。但在英國以外的地方，大多數經濟學家還跟不上李嘉圖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於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創立者’的稱號（沒有哪一個與他同時代的人會想到授予他這一稱號），而他以前的經濟學家則成了所謂‘前驅者’，但如果抽掉這些前驅者的思想，是否還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懷疑的。”
熊彼特的話，毀譽參半。但斯密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認的，這一點從薩繆爾遜的“經濟學世係圖”可以看出。就連熊彼特自己，也不得不為《國富論》寫了詳細的“讀者指南”（見“導讀”）。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麵，《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美國蘭登書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叢書》收集的《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
“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曆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高深學問和明敏識見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製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隻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出過許多版，翻譯成幾乎每一種文字。讀這本書的人主要是看來會從它的世界觀獲益的人――正在興起的工商業者階級，他們在世界各國議會中的政治執行委員會，他們在學術機關中的思想執行委員會。通過所有這些人，這本書對下層人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這本書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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