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是他願欲，也不能舍棄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輟他的藝術創作。在伊阿斯拿耶·波裏阿那地方在最後幾年中見到他的保爾·鮑阿伊哀氏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麽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麽《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Hadji Mourad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底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神情形下產生的。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選》（—九〇四——五），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起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淨盡，——但除了本書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沒有印行的手寫稿。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與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他的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底論戰中，俄羅斯經曆著空前的恐慌，帝國底基礎顯得動搖了，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的騷亂。海陸軍隊底叛變，屠殺，農村底暴動，似乎是“世紀末”底征兆，——好似托爾斯泰底一部著作底題目所示的那般。——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回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紀末》。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占據著唯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的教會。他的理智底邏輯，他的信仰底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一個富人竊盜”；於是他和別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乎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在毫無對於帝皇應有的恭順之中，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爾斯泰所最不能原諒的，所最刻毒地抨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經暴露了真麵目。他痛恨的並非是奴隸主義，而是自由底幻象。但在新偶像底崇拜者中間，我們不知托爾斯泰更恨哪一種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黨人”。
他對於目由黨人底反感已經是年深月久的事。當他在塞白斯多堡一役中當軍官，而處在聖彼得堡底文人團體中的時候，他已具有這反感。這曾經是他和屠克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驕傲的貴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幻夢，說是不論出於自願與否，依了他們的理想，可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俄羅斯人底本色很濃，且是淵源舊族，他對於自由黨的新理論，這些從西方傳來的立憲思想，素來抱著輕蔑的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旅行也隻加強了他的信念。在第 一次旅行回來時，他寫道：
“要避免自由主義底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認為“特權社會”絕無權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認識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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