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韋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采。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雲："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誌》雲：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諸傳。而於《固集》複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
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子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２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禦書，子服、景伯拿宰人出禮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誌》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讬，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丹所所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鈄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幹、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言語，《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便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雲："楚子麇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父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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