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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裏。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裏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麽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隻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裏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著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隻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麵。這裏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裏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啣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隻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麽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做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裏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裏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裏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裏“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隻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模仿象牙塔裏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隻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裏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麽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汙、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