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是世界各地的孩子們奉獻自己的故事。

    在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各種學校裏,學生們每天節省一部分或全部的零用錢。然後集中起來寄往印度。這種節省零用錢的捐助行動,甚至成了西班牙的中小學生們的一種習慣。

    在日本:有一位日本的同工在讀了有關印度兒童的報道後,對他的兩個孩子說:“盡管我們不是很富裕,而且受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的影響,家裏比以前更拮據了。但至少我們還能擁有豐盛的一日三餐。報道裏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那我們完全可以把麵包分給比我們更窮的兄弟。”這個日本同工有兩個兒子,一個8歲,一個5歲。8歲的兒子當即提出:“為幫助印度窮苦的兒童,以後我們每周3次不吃飯後水果。”他的提議立馬得到了全家人在讚許。

    在法國:一些法國的孩子,捐助的目標非常明確,他們要把節省下來的零花錢,用來貼補特蕾莎姆姆的旅行費用。他們認為,姆姆經常在世界各地的奔波,而且旅程也越來越遠,勢必需要很多錢。盡管世界各大航空公司踴躍地贈送機票給姆姆,大大地縮減了姆姆的旅行經費,但這些法國孩子的義舉仍舊在進行。

    在丹麥;丹麥有一個專門的兒童協助會,負責日常工作的聯絡員說:“10年來,我們在不停地把包裝好的奶粉箱和維生素丸送往了印度。我們每個月都要送320箱奶粉和20萬粒維生素丸。這些東西都是丹麥的各個學校的學生們主動捐贈的。”

    在加拿大;加拿大的中學生們創辦了一個叫“噸計戒食會”的組織,他們規定自己在不同的日子裏,強迫戒食24小時,以體驗印度窮苦孩子忍受饑餓的痛苦。再用禁食節省下來的錢,定期購買一噸食品運往印度。這種虔敬的做法,使姆姆深受感動。

    在巴西:一個15歲的男孩,偶然間讀到了一本寫特蕾莎姆姆的書,於是決定效仿這位聖者,把自己奉獻出來。因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他還無權把這一切都獻出去,所以,他決定每年獻出他一個月的所得。他說“特蕾莎姆姆的窮人比我更需要錢。’

    在印度:加爾各答有一個4歲大的孩子。他聽說姆姆沒有糖了,就對父母說:“我願意3天不吃糖,把這些糖都給特蕾莎姆姆吧。”他的話不僅使他的父母感到震撼,更使姆姆感到慰藉。姆姆說:“你們看,一個4歲的孩子,就已經懂得分享,就已經知道與我們共同承擔責任。盡管這些糖幾乎起不了什麽作用,但關鍵的不在於他給予的多少,而在於,他在給予的過程中投入了多少的愛。”

    在奧地利:有一群奧地利的初中生,在知道特蕾莎姆姆的故事後,給姆姆寫了這樣地一封信:

    可愛的特蕾莎姆姆:幾天前,有人在課堂上談起了您,並給我們放映了關於您的幻燈片。於是我們了解了加爾各答人們的窮困,以及你對他們所做的一切善舉。你告訴我們:富裕並不能使人獲得真正的幸福,愛上帝,愛耶穌——愛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你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願意效法你,並支援你。我們願意在我們周圍施予上帝的愛。使別人認識上帝,並愛上帝。我們送上小小的禮物,並借此向你證明:我們是那麽的敬仰你。我們為你和你的協助會員祈求服務人群的力量,和更多的耐心與喜悅。我們在祈禱中紀念你,同時祈求上帝施予你更多的祝福。

    在美國:有一個美國的小孩子,歪歪斜斜的寫了幾個大大的字給姆姆,信中說:“特蕾莎修女,我非常愛你,我把零用錢捐給你。”信封裏還裝有一張3塊錢的支票。姆姆說:“一看他的字,就能知道他有多小。”

    在英國:倫敦有一個小女孩,她提了滿滿一袋子的一分錢硬幣,來到仁愛傳教會的門前。她對修女說“這些給窮人。”她並沒有說這些給修女,而是說,這些給窮人,可是孩子的愛心是多麽清澈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媒體披露了一份驚人的統計資料:印度有6億居民,隻有2.47億人生活在貧窮的水準以上,其中隻有1000萬人口能夠汲取到足夠的營養。幾乎是大多數的印度兒童無法逃脫的宿命,就是死於饑餓。而每年死於營養不良的兒童,就高達50萬之多。大約有60%的印度兒童成長緩慢,或者發育不良。

    於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的很多學校都興起了一種有規律的捐款活動,並按季節把所捐款項寄往印度。有很多的學校都參與了這項活動:英國有96所,法國有120所,奧地利有10所,比利時有13所,丹麥有110所,西班牙有14所,美國有250所,加拿大有70所,荷蘭有95所,印度有14所,愛爾蘭有250所,盧森堡有9所,意大利有10所。

    孩子們天性純潔,光明清澈,他們的本性還沒有被這個世界的塵埃所汙染。因此他們完全理解,特蕾莎姆姆和她的修女們為窮人所做的一切,有多麽美好。他們的善良和慷慨,更使得支持特蕾莎姆姆事業的捐贈達到了頂峰。

    現在,不少仁愛傳教修女會會所的建築上,都刻寫著這樣的字:丹麥兒童捐助、美國兒童捐助、西德兒童捐助等等。

    印度教有一句話說:“假如你有兩個麵包,那麽,把其中一個送給窮人,再把另一個賣掉,然後去買幾朵風信子,也讓你的心靈飽餐一頓。”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顧問,神父喬利說:“特蕾莎修女有一股要為全世界服務奉獻的熱望,從她的身上可以找到聖保羅的影子;聖保羅就像這樣地四處奔波……渴望前往世界各地傳播基督的福音。”

    1971年時,特蕾莎修女年屆61,這是大多人想要退休或放慢腳步的年紀。不過特蕾莎修女的工作行程仍然十分緊湊,她還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孟加拉共和國。這個小國麵積等於美國威斯康星州,人口卻排名全世界第九位。孟加拉原為巴基斯坦東部地區,於1971年宣告獨立而引發內戰。內戰爆發後,超過300萬條人命喪生。

    到了1972年,東巴基斯坦獲得獨立,改國名為孟加拉共和國,但仍不免被國際間視為一個“缺了胳膊斷了腿”的弱小國家。由於政治紛爭而湧入的大批難民,使全國到處呈現殘破悲慘的景象。村落之間彼此爭鬥不息,再加上食物的短缺,使數千人陷於饑餓中掙紮。更讓人悲痛的是,已有20多萬名婦女遭到進駐境內的軍隊強暴。而依當地習俗規定,這些遭強暴者應被逐出家門或遺棄,因此在極度絕望之下,許多受害婦女隻得選擇自殺一途尋求解脫。

    對孟加拉共和國所陷入的危機,特蕾莎修女和仁愛傳教修女會也做出了回應,成為是國際間第一個進入這個受災國的援救者與守護者。她和修女們立即展開工作,忙於埋葬死者、看護傷患、安慰他人,將許多少女藏匿起來,免得她們被境內的士兵擄掠。特蕾莎修女著手為棄嬰們安排海外領養事宜,有好幾個歐洲國家的人民都樂意伸出援手。她希望這些善舉能稍有助於消除逐漸席卷整個孟加拉的仇恨循環。及至後來,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孟加拉共增設了4個分會,再一次證明了她們是如何用愛心去實地從事艱苦的工作。

    當印度總統吉裏讚揚特蕾莎修女“自由的靈魂,超越所有種族、宗教、主義信條和國家的屏障,在充滿了戰爭和仇恨的苦難世界,特蕾莎修女的存在和她所做的一切,為全人類的未來帶來了新的希望。”

    但是還有一處地方更切合“充滿戰爭和仇恨的苦難世界”的說法,那就是中東地區。

    1970年,仁愛傳教修女會在這個動蕩不安地區成立第一所分會之前,中東已經爆發過3次戰爭,以色列和不承認猶太人建國具合法地位的阿拉伯國家也不斷發生摩擦。1970年7月,仁愛傳教修女會的5位修女在約旦首都安曼設立了據點,以救助在1967年“六日戰爭”後蜂擁逃入安曼的許多難民。

    在“六日戰爭”的衝突中,以色列人占據了約旦河西岸;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人逃到其鄰國約旦,使約旦的經濟頓時陷入緊張狀態。由於擔心政治局勢會劇變,特蕾莎修女陪伴幾位修女在安曼停留了6個星期。不過,就在她離開約旦後不久,內戰隨即爆發;在戰事漸歇、局勢恢複平靜後,修女們便開始照料那些傷者和流離失所的人。

    1967年的這場戰役給加沙走廊帶來了數十萬名的難民。加沙走廊位於以色列以及埃及間的西奈半島東北角。特蕾莎修女和仁愛傳教修女會在1973年,也就是充滿血腥的“贖罪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展開了她們在加沙地區的工作。她們所進駐的地點,因一名天主教神父遭人殺害而全部人員撤離該處,但這件事卻對特蕾莎修女一點也沒有影響。

    特蕾莎和一群年輕的印度修女迅速地在該處設立了一所分會,幫助避戰火而逃到加沙走廊的38萬名阿拉伯人中的一部分人。這些因戰亂而逃到加沙走廊的難民,已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修女們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所及醫療照顧,並擔負起教育兒童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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