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從1975年開始的——袁寶華談鄧小平
袁寶華，1916年生。河南南召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北京大學中共支部宣傳幹事，南召縣區委委員、縣委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1946年後任吉江省委幹部科長，乾安縣、洮安縣縣委書記，嫩江省委青委書記。1949年後任東北工業部計劃處長，重工業部、冶金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副部長，國家經委副主任兼國家物資管理總局局長。1964年至1970年任國家物資管理部部長。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中國物資經濟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長，全國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名譽理事長，國家安全生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977年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這一年應該說是難忘的一年，難忘的1975年。因為從1966年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當年對於經濟方麵的觸及不是很大，真正對經濟方麵的觸及是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這就是林彪、江青、陳伯達他們搞了一個在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這一下子搞亂了。我這個物資部長就是在1967年“五一”以前才被奪權的，也就是說我這個工作一直維持到“五一”以前，奪權之後就靠邊站了，天天接受批判，最緊張的時候一天兩次批判，因為它兩派，每一派都要批判你一次，這個差不多搞了整整一年。到了1968年，形勢就比較緩和起來了，我是說就我這個部的形勢比較緩和一點，整個社會上亂得更厲害了。由於周總理的幹預，我這個部的形勢才比較緩和一點。周總理提出來，說各個部都已經癱瘓了，部長都靠邊了，我急需要用人，你這個物資部的軍管會要想辦法把袁寶華解放出來。所以當時軍管會主任根據總理的這個指示，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軍幹群三結合專案小組，給審查清楚，宣布解放。
所以我在各個部的部長中，靠邊站的時間最短，靠邊站隻有一年半的時間。1968年10月1日以後，就開始參加生產指揮部的工作，當時每個部都有個生產指揮部，1969年就開始參加計劃工作。那個時候國務院成立了一個計劃小組，參加計劃工作和物資計劃，我參加了1969年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那個會也是不好開，一個勁地給你搗亂。周總理真是沉得住氣，他掌握著這個局麵，這個會把計劃作出來了。1969年開了九大。九大以後，我就參加到國家計委工作中間來了，因為那個時候把國務院的各個部門大膽地合並了，國家經委合並到國家計委來了，物資部也合並到國家計委來了，一共有九個單位合並到國家計委。當時國務院成立了一個計劃組，一個生產組。我就做生產組的副組長。生產組的組長是計委軍代表。一天到晚就是搞生產調度。什麽叫生產調度？就是救火隊，哪個地方鐵路斷了，你趕緊想辦法把鐵路搞通。哪個地方沒煤炭了，趕緊運煤去。上海電廠馬上要“斷炊”了，你趕緊在黃浦江截一條油船，裝原油到南京去煉油的，把它截過來拿到上海電廠去燒油，一天到晚幹的就是這些事情。所以別人就講，你這些事情，是個泥瓦匠的工作，拆東牆補西牆。這件事情一直延續到1974年，搞了這麽長時間，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六年之久，我就天天來搞生產調度。那個時候國民經濟大部分癱瘓，一天也就是生產幾十萬噸煤炭、幾萬噸鋼，一天裝車也就是一兩萬車，就是靠生產調度在那維持著。經常有鐵路斷，有一次長沙車站的鐵路都斷了。
總理指示，馬上起草一個中央的電話稿子。中央領導人圈閱以後，我就給張平化打電話。張平化是湖南革命委員會主任，就告訴他，中央決定，你采取一切措施，馬上把長沙車站的運輸搞通，限定時間，馬上搞通。一天到晚就是幹這些事情。當時的情況是，鐵路不能夠保證暢通，原料的供應處於極端緊張的狀態，企業的生產秩序完全混亂了，所以生產大幅度下降。拿上海作為例子，上海這些造反派就提出來，上海的企業要變成三無企業。什麽叫三無企業？就是無計劃、無規章、無管理，企業就混亂到這樣的程度。所以後來咱們評價當時情況叫國民經濟瀕於崩潰。小平同誌出來以前就是這樣的局麵。小平同誌能出來，一方麵是這樣一個形勢的需要，一方麵是總理病了。當時我在生產組工作，差不多每天要到國務院去開會。那時李先念同誌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天天開會，每天晚上都是開到12點鍾以後，不是這個地方來電話告急，就是那個地方來電話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要解決。要說當時的背景，我看就是這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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