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領路人——阿沛·阿旺晉美談鄧小平

    阿沛·阿旺晉美，1910年生。藏族。西藏拉薩人。1934年被征入貴族子弟兵營，先後任班長、排長、營長。1936年後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糧官、民事法官、孜本(審計官)、噶倫、昌都總管。1950年任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談判的首席全權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1952年後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和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秘書長。1959年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代主任。1965年後任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1968年任西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後任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一、二、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八、九、十、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我初次見到鄧小平，是1951年4月在重慶。那時他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首席全權代表。當時，我同另外兩位全權代表土登列門和桑頗·丹增頓珠以及一些工作人員從西藏昌都來北京途中經過重慶，鄧小平接見並設宴招待了我們，還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可以說，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見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高級領導人。盡管我們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況下見麵的，但是這次最初會麵，特別是鄧小平坦誠親切的談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我當時在相當程度上消除疑慮，增加和談成功的信心以及後來轉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我對他敬佩和感激交織的心情，正是從這次見麵開始的。在此我有必要簡略地說明一下當時的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解放西藏成為實現祖國大陸領土完整統一的最後步驟，勢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同時，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商談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當時西藏地方統治集團中的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不但沒有響應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反而在帝國主義者策動下，一麵擴軍備戰，妄想用武力抗拒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一麵要派出所謂“親善代表團”分別去向美國、英國、印度和尼泊爾等國政府“表明西藏獨立的立場”，請求這些國家給西藏軍事援助，支持“西藏獨立”。為此，西藏地方政府召開官員大會，討論派往各國的代表團人選。

    在討論中，我曾提出，西藏同祖國內地的密切聯係已有上千年的曆史，是中國的一部分，一直受中國政府管轄，西藏問題是中國內部問題，隻有同中央政府商談才能解決。至於用武力對付解放軍，更是不可能取勝的。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還有美國幫助，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結果都被打敗了。我們西藏沒有武器，沒有訓練，況且廣大的藏族同胞並不願意與人民軍隊為敵，所以怎麽可能打贏呢？隻有和平談判，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惟一出路。應當派代表團同中央政府商談。官員大會采納了我的意見，在報給噶廈的條陳中寫進了向中央派代表團的一條，並提出由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窮土登傑布擔任該代表團負責人。

    噶廈和攝政達劄批準了這個代表團的人員組成。但是後來這個代表團的任務卻被改成了同中央政府商討所謂“西藏獨立”問題，而不是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這個代表團到達印度德裏後，遲遲不去北京，反而給毛澤東主席發電報，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到香港同他們商談“西藏獨立”問題。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駁和拒絕。至於派去其他國家的代表團還沒有離開西藏，就收到各國政府的通知，說明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它們不便幹預，不能接待西藏的代表團，更不能給西藏軍事援助。在此之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昌都總管噶倫拉魯·策旺多吉向噶廈呈遞報告，說他的總管任期已滿，要求派新的總管去接任。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忽然任命我為增額噶倫兼昌都總管，要我去昌都接替拉魯。我去昌都前向噶廈寫報告，提出我去昌都不接任總管職務，而是要從昌都一路東去，尋找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請求授權給我，並發給證明。噶廈和攝政達劄不同意我的請求，理由是我作為噶倫，一開始就由我出麵和談，身份太高，不大相宜，等夏格巴等同中央人民政府接上頭，看情況進展如何，必要時再由我出麵談判。在此之前，命令我還是先去昌都接任總管，並且要盡快去昌都。

    因此，我隻好於1950年6月間去昌都就任總管。我到昌都後不久，了解到由於擴軍備戰，將藏軍主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一線，軍需糧秣全靠老百姓支差運送，加之動員了大批民兵自帶槍支、口糧，極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人民苦不堪言，許多農牧民斷了口糧，靠吃圓根過日子，境況十分悲慘。於是，我向噶廈寫了報告，反映了這些情況，提出不能繼續備戰了，應當盡快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我下令解散了所有動員來的民兵，要他們回家生產。但是噶廈仍然沒有停止備戰的意向。麵對這種情況，已進到金沙江東岸準備進軍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部隊於1950年10月上旬發動了解放昌都的戰役，於10月19日解放了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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