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思維試圖通過解構，消解現代性思維的理性至上原則，從而反對基礎主義和本質主義，主張文化和價值多元，但也容易導致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
海德格爾曾經說，哲學是一種無止境的感恩和懷念。康德作為近代理性主義哲學的頂級代表人物，其“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嚴的實現，已看到了僅僅訴諸理性和良知是不夠的。而尼采的“超人（der-bermensch）”的“權力意誌（der Wille zur Macht）”（正視人是在不斷創造中實現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體。確信自己“同這太陽、同這地球、同這雄鷹、同這條蛇一樣”，“永恒地回歸到同一個自身的生命”的高尚情操）力量僅可資借鑒。可見，理性不是萬能的，因而近現代理性至上主義的思維難免遭到抨擊，後現代主義就躍躍欲試。
一、現代性思想考源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現代（modern）一詞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紀的經院神學，其拉丁詞形式是“modernus”。曆史學家湯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曆史研究》一書中，把人類曆史劃分為四個階段：黑暗時代（675—1075），中世紀（1075—1475），現代時期（1475—1875），後現代時期（1875—至今）。他劃分的“現代時期”是指文藝複興和啟蒙時代。而他所認為的後現代時期，即是指1875年以來，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崩潰為特征的“動亂年代”。
現在理解的“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係生成的時代：一種持續進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觀念。現代性推進了民族國家的曆史實踐，並且形成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製，創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
由此可見，現代性思維，一定與啟蒙運動相關。而對於啟蒙運動以來呈現的現代性的理性與自由思想的集中闡發，康德是萬萬不能被忽視的重要人物。康德認為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身加諸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之後，人的理性的運用又有了獨立自主的內涵，也就是“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但是，運用理性進行啟蒙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自由。他說：“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見，自由是理性存在的唯一方式，沒有自由就沒有理性。康德還對理性在自由運用時進行了兩個區分：“公開的”和“私人的”，並說明“公開的”運用理性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這一思想，規定了現代性的兩麵旗幟——理性和自由。由此構成後繼所有關心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的現代思想家所不能回避的根本性問題。
當代人文學科的思想家們，主要從體現精神文化變遷方麵理解現代性。例如，馬克斯·韋伯從宗教與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分離角度出發來理解現代性。認為，這種分離構成三個自律的範圍：科學、道德與藝術。因此，現代性就有其三個重要方麵的基本精神：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審美的藝術方麵規劃人類生活。
當代重要的思想家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的視域對於“現代性”的詮釋，超越了康德以降關於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兩分法的思路，具有一定的標誌性和新權威性。
哈貝馬斯從曆史積澱的思想出發，認為“現代”一詞為了將其自身看做古往今來變化的結果，也隨著內容的更迭變化而反複再三地表達了一種與古代性的過去息息相關的時代意識。因而，人的現代觀隨著信念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此信念由科學促成，它相信知識無限進步、社會和改良無限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性是一個方案、一項未竟的事業。現代性方案的設計，也就是從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審美的藝術方麵規劃人類生活。現代性設計有意將上述每一領域的認知潛力從其外在形式中釋放出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是啟蒙哲學家力圖利用這種特殊化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說，來合理地組織安排日常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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