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戊戌變法時期，古今中西之爭就直接表述為“中體西用”的爭論。馮桂芬在1861年最早對“中體西用”作了表述：“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思想是龔自珍、魏源的“體常靜，用常動”“勢變道不變”的思想的延伸。
早期改良派和洋務派，雖然提出了“中體西用”問題，但是，由於他們用常變關係、道器關係理解和處理體用關係和中西關係，所以，必然成為洋務派維護封建製度的手段，最終不能促使維新變法走向深入。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必須拋棄早期改良派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旗幟，才能推動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隻有這樣，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才可能發生變革。
事實上，用自己不變的模式，去學人家先進的有用的東西，必然是醬缸泡菜原味必變。張之洞說：“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也。”。所以“中學為體”，即中學為本，為道，就是以君臣父子夫婦（三綱）和禮義廉恥（四維）為根本，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張之洞強調：“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針對維新變法派的做法，張公氣憤地說：“若並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複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因而變法派要拋棄三綱五常是“菲薄名教之心”的“忘親”“忘聖”之輕舉。張之洞：《明綱》《變法》諸篇，由此可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仍然是大成問題的。任何文化都有它自身產生的氛圍，因而也必然是體用不二的。用你的體，來學他人的用，而不要他人的體，學到的肯定不是正宗的東西。這一點，連同早期改良派也已認識到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說：西學中“育才於學校，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遺其體而求其用”，是不足為道的。
早期改良和洋務運動對中體西用問題的提出，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變革的前奏。他們隻提出了變的可能性和迫切性，而如何變的問題在他們那裏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因為他們在對待中西問題上，以“中體西用”為原則，所以要極力保護儒教之倫理綱常不變，仍然以道德本位為致思趨向。由此可見，隻有在中西關係問題上，推翻中體西用的旗幟，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才可能有質變的開端。戊戌維新變法，就是在批判“中體西用”中前進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真正的變革，是從康梁變法開始的。
中日甲午戰爭，中方的慘敗，宣告了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破產。但是，三十年自強運動在“中體西用”的旗幟下，借鑒西洋現代文明也並非一事無成。事實上，洋務和自強運動中以實業興中華的具體實踐，已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加之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某種有利條件。特別是洋務運動破產後，官辦企業的命運不佳，清政府相應放鬆了對民辦企業的束縛，因此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1895—1900年六年間創辦萬元以上商辦企業共有一百零四家，是戰前（甲午戰爭）二十多年的總和。民族資本的發展，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步壯大，他們迫切要求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但是，要擺脫內憂外患，從思維決策上究竟應該如何去做？如果繼續像早期改良者那樣主張守我倫常之本，借他器用之末，那麽必然重蹈洋務派覆轍。以康有為為首的知識分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站在民族強盛自立的立場上，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切內憂外患之根源，在於封建政治的腐敗。特別是就東西衝突中國被侵略而言，中國失之於缺乏民主製度。於是他提出了變革中國弊政，真正學習西方的主張。他明確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製度，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第一次上書失敗後，康有為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進行大規模的思想啟蒙。他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所講內容從中國國學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到西方思想及製度之合理科學性，從而闡明救國變法之方。梁啟超在講學過程中，成為康有為變法的重要助手。後來譚嗣同以其《仁學》批判了君主專製製度，宣傳資產階級的民權平等學說，也成為變法運動的重要人物。譚嗣同抨擊“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卷下。他的反專製、“排荀”思想反映了晚清知識分子超越傳統思維羈絆的強烈意識。
三、戊戌變法宣告了“中體西用”思維方式的破產
從總體上說，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在思維方式上首次真正跨越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倫理主體道德本位的羈絆，實現了傳統思維方式的第一步變革。這種變革表現為如下諸點：
首先，戊戌變法的思想，宣告了中體西用思維方式的破產。
康有為認為，以中國傳統思維的“倫常”之體，吸收西方思維的“器技”之用的態度，實質上，對待西學是“舉其一而遺其二”，其結果必然是不見其利而先見其害。他說，洋務派“新政”的“徒靡巨款，無救危政”的結果，就是這種“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的“根本不淨”的產物。他主張學習西方最根本的東西，即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這就衝破了“中體西用”的防線。
嚴複說西洋命脈之所在為“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恒，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他主張講富強，救危亡，唯有用西洋之術。思想文化、思維方式上應該全麵學習西方之根本。
維新變法倡導者雖然在思維方式上衝破了“中體西用”的防線，但是，這一突破是在康有為所謂“托古改製”的形式下進行的。“托古改製”是“中體西用”的反命題，即“西體中用”。“托古”就是將中學作為“用”，“改製”就是把西學作為“體”。康有為認為兩千年來“王者禮樂製度之崇嚴，鹹奉偽經為聖法”。這樣，原先一直作為根本不可變的“中學”就是不可信的，必須重新更改。而這種更新了的真儒學，在康有為那裏就是西方的議會製。他說：“《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他把《堯典》記載的虞舜“詢於四嶽”，說成是“四嶽共和”，把“辟四門”說成是“開議院”。總之，“西體”的民主政治早已包容在古老的儒家“聖道”之中。因此，以西學為體不是離經叛道，而是理所當然的。由此而見，康有為的“托古改製”，是在中國封建聖人的外衣下用“西體”來取代“中體”。而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也是用一層鍍有西洋金外衣來保護中國封建聖道。
同時，嚴複作為“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人，他的思想是中國思維方式近代化的標誌。他對“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的批判，主要是用進化論的曆史觀批判中國傳統的變易史觀。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古今中西之爭已經曆了半個世紀，直到康有為仍然帶著“中體西用”的痕跡，沒有明確地樹立起中學與西學對壘的陣勢，仍將兩種根本對立的文化、思維方式強行捏合在一起。這就妨礙了人們對西學的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也妨礙了人們反省中國傳統文化的封建主義本質，阻擋了中國思維方式近代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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