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致蔣介石的信函中指出：“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周恩來還提議“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團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如蔣介石先生仍徘徊歧路於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8―329、329頁。
在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信函中，周恩來希望他們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誌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②。
在中華民族麵臨著亡國慘禍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不計前嫌，為推動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和鬥爭。
葉劍英前往西安
從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撤離瓦窯堡起，葉劍英作為紅軍東線工作委員會書記，一直在安塞指揮蘇區東線遊擊戰爭，並參加領導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7月9日至10日，葉劍英和周恩來一起，會見了進訪蘇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8月18日，葉劍英在安塞白家坪(今屬真武洞鎮)致信周恩來。葉劍英在信中匯報了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統一戰線工作的進展情況，並提出建議：“十七路軍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東北軍工作指示原則，因楊(虎城)部與東北軍有許多差異，雖然我們工作目的則相同。”②《紅書簡》第3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93―1094頁。
葉劍英還希望周恩來命令軍委二局(情報局)局長曾希聖“送一份十七路軍官長名冊給我們”②，以便進一步加強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我黨在第十七路軍中的秘密工作。
9月24日，葉劍英離開保安。同行的還有奉命前去南京方麵聯絡的潘漢年，前去蘭州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聯絡的彭雪楓和前去西安協助葉劍英工作的邊章五。邊章五(1900―1954)，原名邊榮博，曾用名邊章伍。河北省束鹿縣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1923年後，先後參加西北軍、東北軍、直魯聯軍，任過排長、連長、營長、旅長。1931年任國民黨軍隊第二十六路軍第八十旅參謀長。同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紅五軍團第十四軍第四十師師長，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師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教育科科長。1933年5月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部訓練局局長。1934年12月任中革軍委第五局局長。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革軍委第一科科長、中革軍委訓練局局長。193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並任軍委參謀部作戰局局長、黨支部書記。
葉劍英一行在離開安塞蘇區後，即進行了化裝。邊章五打扮成國民黨軍隊的“長官”，葉劍英作為長官的“馬夫”，潘漢年成了長官的“秘書”，而彭雪楓則是長官的“副官”。他們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進行談判而歸來的“代表團”返回西安的名義，先後通過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防地，並於10月2日抵達西安。
10月4日晚，葉劍英和潘漢年前往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會見了張學良。葉劍英將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抄件和《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交給了張學良，並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希望與國民黨及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建立國防政府，實行普選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方針。張學良在談話中表示，中共所提的要求蔣介石是難以接受的。他建議葉劍英轉告中共中央，由中共領袖寫信給他，以要求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為雙方進行和談的前提。這次會談氣氛融洽，雙方“談至深夜”。葉劍英和潘漢年隨即將張學良的建議轉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署名，致函張學良。信函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讚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采取遊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隻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與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曆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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