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西安事變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曆史事件。西安事變的發生，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現代曆史的發展軌跡，也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大政黨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對這一曆史事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給予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僅僅兩個多月後，毛澤東就指出：“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麵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頁。
又過了八年多的時間，在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論述說：“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7頁。
蔣介石在1937年2月為《西安半月記》所寫的《引言》中說：“去年12月12日西安之變，事起倉促，震驚中樞，幾搖國本。”“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墜於一旦。”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270頁。
12年之後，當風雨飄搖之中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統治行將崩潰之際，“下野”之後隱居浙江奉化溪口的蔣介石，於1949年1月下旬對前來請示關於李宗仁代總統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事宜的毛人鳳說：“如果張（學良）、楊（虎城）當年聽我的話，不鬧西安事變，那我軍早就把共產黨消滅了。”羅元錚主編：《中華民國實錄》第4卷《鍾山風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045―4046頁。
曆史不能假設。已經發生了的曆史事件，是一定曆史背景下的產物。西安事變也概莫能外。盡管這一事件有其突發性和偶然性，但卻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大氣候”的孕育並催生下的必然結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蔣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大片國土迅速淪喪於侵略者之鐵蹄下。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對此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地興起。1935年的華北事變，更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情況下，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盡管已經開始提出抗日的問題，但是仍然遮遮掩掩，不願下最後之決心。日本對中國的武力侵略，也引起了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高度關注，並采取措施，以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擴張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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