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主張的“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深層原因應從其思想理論本身中去找”的觀點，在總體思路上明顯地違背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具體研究中則表現為兩種缺陷：一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否認了毛澤東晚年理論形成的根源及其變化發展的動態過程；二是割裂了毛澤東晚年理論的形成和變化發展與整個社會心理以及其他有關重要曆史人物的關係。這兩個方麵都有礙於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活動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更不可能找到其失誤的深層原因。由於馬文采取了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實現自己提出的任務，而且在事實上也很難作出較嚴密的邏輯論證。因此，馬文隻得采取舉例論證的歸納方法。一是通過對1958年毛澤東與李達關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爭論這一事例的分析來證明毛澤東晚年存在著錯誤的哲學思路；二是通過對1962年8月毛澤東授意陶鑄、王任重代中央起草關於包產到戶的決定，而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將包產到戶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事例的分析來證明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觀上也存在錯誤的思路。這裏且不說通過兩個例子是否就能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生動地說明”和歸納出誠如作者所主張的觀點，隻要稍加分析就會看出，僅僅就兩個例子本身來說也難以自圓其說。就第一個例子來說，毛澤東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講人有主觀能動性，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並主張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這是有深刻的曆史背景的。這絕不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而作出的一個邏輯嚴密的哲學判斷，而是在“大躍進”那種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出於最大限度地激發和保護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這樣一個動機和需要而采取的工作思路。毛澤東曆來反對給群眾潑冷水，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而社會主義建設要想取得勝利也必須充分發揮這個能動性，毛澤東這裏所說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就是這個意思。從當時的曆史背景看，毛澤東絕沒有從哲學的高度上肯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即便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這個口號對當時經濟建設的作用，也決不能由此就說毛澤東在哲學上已經形成了一係列錯誤的思路，更不能得出這條錯誤的思路是毛澤東失誤的深層原因的結論。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曆史背景，才使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讚揚這個口號，況且毛澤東提出這一觀點，隻是在與李達的談話中，既沒有就此發表哲學文章，也沒有做詳細的哲學論證，在隨後的實踐中也很快就廢除了這一口號，代之以對“實事求是”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強調，怎麽能由此而推出毛澤東形成了一條錯誤的哲學思路呢？再者，除了這個似是而非的例證外，恐怕作者再也難以找出第二例證來。就第二例子來說，毛澤東始則主張搞包產到戶，繼而又反對搞包產到戶，這確實表現了在社會主義觀上的動搖，但這個事例也不足以證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在於其社會主義觀上的錯誤思路，反而恰好說明毛澤東在社會主義觀上的動搖正在於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正是由於這種影響，才使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到了曲折。

    上述說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存在於社會物質生活的深處，決不能像馬文所說的那樣，應從其思想理論本身之中去尋找，至於應如何全麵地分析這個問題，筆者在拙著《晚年毛澤東的艱苦探索》一書的“下篇”中有所論及，在此不再詳述。

    二、怎樣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馬文探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是以分析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為軸心展開的，因而，其結論的得出與對這個關係的認識有著密切的聯係。可以說，馬文之所以主張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在於其理論本身，除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外，更主要的是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情況存在模糊認識。為了徹底澄清在該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和準確地表達我們的觀點，在這裏，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就成為本文邏輯發展的必然要求。那麽，到底應當怎樣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還是從分析馬文的有關觀點開始。馬文指出，理論界有“相當多的研究者”認為晚年“毛澤東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付諸實施時卻犯了錯誤”。很明顯，這種觀點主張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在於理論的應用過程之中。馬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這種觀點並邏輯地推出了自己所需要的結論。筆者認為，馬文把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單化了，起碼可以指出兩點失足之處：

    其一，沒有對“理論”這個概念進行細致的區分。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可以簡單地區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哲學理論，二是社會主義理論。其實，馬文所說的“相當多研究者”關於“毛澤東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之中的“理論”是指哲學理論。恐怕沒有一個學者會否認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理論上存在某些錯誤，因為這個問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已寫得相當清楚。馬文特別列舉的許全興在《毛澤東的晚期思想研究之思考》中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很明顯是講的哲學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筆者讚同許全興等同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晚年在哲學理論方麵基本上是正確的，不存在什麽錯誤的哲學思路，更不能把他晚年的失誤歸結為哲學思路的錯誤。馬文所列舉的在哲學思路上所謂的錯誤是不能成立的。在認識論方麵，毛澤東誠如馬文所言具有誇大主觀努力的傾向，認為經濟越落後的國家越容易建成社會主義，但這並不是其哲學理論本身的錯誤，而是主觀能動性原理在應用於實踐過程中的失誤；在辯證法方麵，馬文的例證是，毛澤東強調鬥爭性而忽視同一性，其理由是毛澤東提出，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並把矛盾鬥爭性絕對化。這個理由更難成立，難道能把“調和”等同於“同一性”嗎？難道“鬥爭性”還有相對的嗎？無論如何不能把階級鬥爭的絕對化看成強調矛盾鬥爭性的絕對性的結果，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是錯誤的，但強調矛盾鬥爭的絕對性沒有錯，鬥爭的絕對性這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在曆史唯物主義方麵，馬文所指出的所謂失誤，其實也都是哲學理論在運用過程中的偏差，而絕不是哲學理論本身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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