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毛澤東提出“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而言，這一命題有著上述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特殊規律的具體的特定的內容，但就這個命題本身來說，它卻超出了社會曆史的領域，具有認識論上的普遍意義。因為無論這一命題的表述，還是毛澤東以此為原則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所采取的方法，都鮮明地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具體性的原理。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判明，由於客觀事物的存在都是具體的有條件的，它們總是處於一定的時空條件中，因而，認識主體對客觀對象的認識，總是對處在某種條件下的事物的反映。這就決定了作為對事物及其規律正確反映的任何真理，都必定有自己確定的界限和範圍，都有自己適用的時空條件性，都是關於一定事物、一定層麵、一定時期的真理。事物存在的條件性以及由此所規定的真理的條件性要求認識者對對象條件的關注要貫穿於認識過程的始終。可以說，正是由於毛澤東對獲得真理的條件性的重視，才製定了科學的救國方案，這從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中可以一目了然。毛澤東認為，由於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時代，使中國的革命納入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體係中，因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它的勝利，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因為它所處的國際環境，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中國革命是曆史的必然。因而，隻有毛澤東以此為根據製定的方案，才是具體的真理，才是唯一科學的救國方案。
真理的具體性體現了真理的全麵性。真理自身是一個全體，它不是對事物某個方麵的抽象規定，而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具體真理是多樣性的統一。任何認識對象都是多種因素的綜合體，它包含著多種矛盾和多種規定性。這多種因素、矛盾、規定性在運動過程中的結構整化，決定著事物的整體性質，決定著事物的整體趨勢。這就從本質上規定了人們對事物的具體把握，既不是對事物的某個方麵的孤立認識，也不是對事物的各種規定性在主觀意識中的機械排列，而是通過對事物的各種規定的全麵認識實現整體的理性的超越。這種超越的結果導致對事物的整體規律和總趨勢的邏輯再現，它排斥了關於事物的各個片麵的正確認識對於事物整體的真理性，同時也說明了對事物的整體規律和總趨勢的正確認識隻能有一個。毛澤東在分析40年代中國社會時，就是將中國的社會現實視為一個多因素、多矛盾、多規定的綜合統一體。他以分析組成社會係統的諸多規定為前提，但又不局限於某一方麵，既不偏離具體的社會現實，但又在思想總體上超越現實，從而力求把握社會運動的總規律、總趨勢。這種全麵性的思維方式，使他正確地認定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總體社會性質，在理性與現實的結合中製定出了反映社會總趨勢的新民主主義救國方案，並且由此提出了“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在這種意義上，真理的全麵性與“真理隻有一個”是完全一致的。這正如列寧所說：“單個的存在（對象、現象等等）（僅僅）是觀念（真理）的一個方麵。真理還需要現實的其它方麵，……真理隻是在它們的總和中以及在它們的關係中才會實現。”
二、“真理隻有一個”與真理的客觀性
“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不但體現了真理的具體性，而且也表現了真理的客觀性。所謂真理的客觀性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說具有真理性的認識的內容是客觀的，即它包含有不依賴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內容；一是指檢驗真理的標準即社會實踐是客觀的。毛澤東說：“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段話明確指出“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是以真理客觀性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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