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懷毛澤東對黨的曆史發展的偉大貢獻時，也不能不談到他晚年的錯誤。第二個《曆史決議》已將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錯誤作了明確的區分和科學的闡釋。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我們黨在八十多年的奮鬥曆程中，犯過四次全局性的錯誤。第一次是大革命後期；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直至遵義會議以前；第三次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對於後兩次，毛澤東作為主要領導人不能不負主要責任，何況他是“始作俑者”。曆史前進到今天，應當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第一，還是《曆史決議》所講的，就毛澤東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當初討論《曆史決議》時，一種看法認為這是“原諒”他的錯誤。二十多年過去了，再回頭反思曆史，恐怕不能這麽說。他犯的兩個錯誤，不謂不嚴重。以種種理由來減輕這兩個錯誤對黨的事業的危害的觀點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直麵它。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不是故意將錯誤說輕抹淡，而是要將他的功績的分量講夠。前述三個問題，就是試圖作點努力。別的不說，單就他締造了一個開辟中華民族曆史新紀元的新中國，創立了一個作為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理論，塑造了一個匯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優良品格作風的黨，僅這三條，就是功德無量。據此，他在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競折腰”的無數英雄和稱得上“一代天驕”的曆史偉大這個行動中，占有突出地位。《曆史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是符合黨的實際的，不僅能經受住已往曆史的首肯，也能經受住未來曆史的檢驗。正如馬克思在世界上能排名千年曆史偉人一樣，我相信，毛澤東能在中華民族千年曆史的偉人榜上排居首位。
第二，對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要作曆史的科學分析。《曆史決議》對毛澤東犯錯誤的複雜曆史條件，包括國內原因和國際背景、理論認識根源和社會曆史根源，以及個人主觀因素的分析，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這裏要強調的一點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發生的。由於中國國情的異常複雜和特殊，由於客觀形勢發展的瞬息萬變，由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抄照搬，也由於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的認識需要經曆一個過程，從這一方麵說，他晚年的錯誤屬於探索過程中的錯誤。按照他自己說的，是一種“試驗”。當然，“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試驗”，是錯誤的“試驗”，是陷入誤區、步入歧途的探索。今後要引為史鑒，永遠不能再進行類似的“探索”，更不能不顧全黨大多數人的反對做這種“試驗”。強調這一點，不是在尋找客觀“說詞”，而是為了更曆史地看待曆史人物。這樣說，絲毫不是在減輕毛澤東的錯誤的分量，隻是更全麵地認識他犯錯誤的原因。這兩者是不應當混為一談的。
還有一個如何看待領袖人物的品質的問題。目前有一種刻意從毛澤東和其他領袖人品如何如何來分析黨犯錯誤的原因的觀點。不能否認，領袖人物的性格品質，會對曆史的走向和特點產生一定影響，並打上個人的色彩和印記；但將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簡單地歸結為個別的領袖人物的某種品格，這從來不是嚴肅的科學的分析曆史的方法。僅就領袖人物的品格而言，也是多麵的，而不是單一的。同任何普通人一樣，他們不會沒有弱點、缺點，但能成為領袖，其優點、長處就是主要的。領袖人物的弱點、缺點，會對曆史產生負麵影響，但更要看到，其優點、長處對曆史產生的正麵的、積極的影響。因而，即使講領袖人物的性格品質對曆史的影響，也應作多角度和多側麵的分析，而不能隻是單挑出某一個方麵論說。再則，講曆史，僅僅講領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隻能表麵地描述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提示曆史的本質和規律。更何況把領袖人物“妖魔化”、“醜陋化”、“恩怨化”等，這本身就沒有全麵地看待曆史人物，又怎麽可能正確地說明複雜的曆史事件呢？這樣的結果，隻能扭曲曆史，而不能正確地說明曆史。毫無疑問，毛澤東晚年有複雜的心態，但要分清哪種是主導的、基本的。他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解決“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的問題。他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狀況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狀況很不滿意，違背了他過去倡導的要區別“延安和西安”的認識問題的方法，錯誤地將“延安”當做“西安”來打倒。他提出的錯誤理論，表現出的錯誤作風，采用的錯誤方法，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這正是他的悲劇所在。將某些個人的因素片麵誇大，最多隻能說明其一二，而很難說明整個曆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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