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標誌著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事務狀態的結束。從此，我黨走向正確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獨立自主製定革命方針政策的重要階段。共產國際七大停止了“下層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會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又提出了“聯蔣抗日”方針，黨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八一宣言》精神，獨立自主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逐步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逐步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策略方針。

    ※※第一節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

    @@@一、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

    當日本在東方大舉侵略的時候，歐洲局勢也由於納粹德國的出現而急劇惡化。1933年10月，德國繼日本之後宣布退出國聯。1934年夏天以後，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公開勾結，反共鼓噪甚囂塵上。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麵臨著反動勢力嚴重威脅，歐洲各國政府惶惶不安。蘇聯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更為警惕。根據斯大林對形勢的認識和有關指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采取了相應的政策。1934年5月23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公開提出了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黨人聯合反對法西斯的主張。同年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會議上，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含蓄地批評了片麵強調“下層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了改變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問題。此後，共產國際一再致電和撰文，建議同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談判，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國際各支部也逐步改變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及其他派別的態度。法國人民陣線的建立，則為共產國際改變策略路線的可能性提供了例證。中共代表團的策略，也開始轉變，中共代表團9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王明與年底發表的《蘇維埃中國的新形勢與新戰術》一文中，都提出中共和紅軍應與一切反蔣抗日的派別結成聯盟的主張。共產國際為了製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總政策和總策略，決定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吳玉章（化名王榮）、高自立（化名周和森）、孔原、饒漱石（化名梁樸）、歐陽生（化名沈之生）、滕代遠（化名李光）等。王明、康生、高自立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成員共42名）。王明、康生、高自立、孔原、饒漱石、歐陽生、吳玉章、滕代遠等在會上發言。

    王明參加了大會籌備工作。並在大會的第二十三次會議(8月7日）上，作了《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長篇報告。王明報告時，會場上以各種語言高呼“蘇維埃中國萬歲！”以示歡迎。

    大會產生新的執行委員會，有較多中國成員。王明、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康生、秦邦憲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對中國革命表現了特別關注，這不僅表現在有較多的中國成員選進大會主席團和執行委員會，也不僅表現在開幕式後第一個發言的就是中國代表（從各個方麵介紹中國情況），而且表現在大會主要領導人報告和大會文件中，幾乎都有相當分量論述中國問題。

    @@@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提出

    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直接主持下召開的。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主要內容是：

    第一，分析了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階級本質，指出了戰爭威脅的國際形勢。《報告》針對當時對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而產生的種種混亂看法，闡明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他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超階級的政權，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控製金融資本的政權”，也不是“中產階級革命”，“掌握政權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侵略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他指出：法西斯政權，盡管打著“社會主義”招牌，高喊“消滅失業”、“財產國有化”的口號；打著“愛國雪恥”的招牌，高喊“重新爭取自由”、“保衛生存權利”的口號，實際是利用群眾的愛國心理挑起戰爭，大搞侵略擴張，是在“消滅共產主義危險”的叫囂下，建立獨裁專製政權，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任意蹂躪和壓迫人民。季米特洛夫進一步論述道：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向勞動群眾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就是侵略和戰爭，“就是瘋狂猖獗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專政“是殘暴的，但同時又是不穩固的政權”，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法西斯專政，並不是注定不可免的，它所以能夠上台執政，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推行同資產階級進行合作的政策，拒絕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致使工人階級被分裂的結果。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了戰爭的迫近和法西斯侵略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德國法西斯是戰爭的主要煽動者，它妄圖成為歐洲的盟主。法西斯正在消滅德國、吞並捷克、奧地利，占領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並以這些國家作為進攻蘇聯的基地，以達到他們通過世界大戰重新瓜分世界和稱霸世界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隻有全世界人民一致行動，才有力量製止戰爭的爆發。事實上，由於法西斯政權對國內外人民的血腥統治和野蠻掠奪，必將促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最終為革命怒火所焚毀。

    第二，指出反法西斯主義和製止戰爭的關鍵，就是在各國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而人民陣線的核心必須是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也就是“實行工人行動統一。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和全世界範圍內實行行動統一，這就是強大的武器，這種武器使工人不僅有能力去作順利的防禦，而且有能力去順利地反攻法西斯主義，反對階級敵人。”他指出，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必須建立工人的各種形式的組織間的合作協定—如政黨、工會、合作社、青年、婦女、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在法西斯組織中工作的工人，也必須同他們建立聯係。季米特洛夫指出：為了動員廣大群眾參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使之取得勝利，除了“在海外企業裏，在每個區域裏，在每個省份裏，在每個國家裏，在全世界裏，建立工人統一戰線，實行工人行動統一”外，“無產階級就必須和勞動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成立戰鬥的聯盟。因為甚至就是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也占人口的大多數。”兩種過程即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應該同時進行。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在解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時候，不能對於一切情況、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都給一個萬應的藥方，而必須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適合於本國情況的具體形式。如果，“對於一切國家都采用同樣的藥方，就等於愚昧無知。”

    關於建立人民陣線政府的問題，季米特洛夫說，前幾次大會已論及這個問題。在1922年第四次大會已預見到統一戰線政府的五種可能的形式，即自由政府；社會民主工人政府；工人農民政府；共產黨參加的工人政府；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工人政府。人民陣線政府，以各種形式的工人組織及其他組織形式為基礎，它應當以“一個明確的反法西斯綱領”為基礎。但它的綱領必須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它是對於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所必需的，它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導致資產階級專政。建立人民陣線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能否參加人民陣線政府應根據各國的特殊環境決定之。

    第三，指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民族獨立而鬥爭。《報告》熱烈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名義，向中國人民致以熱烈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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