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商機 運糧草 萬裏海疆。

    濟家用 通國運 名震淮揚。

    古猗頓 為商祖 源遠流長,

    依然表裏晉山河,

    古鎮唐多地不訛;

    喬木真堪稱故國,

    家家門巷古槐多。

    這首《太原雜詠》是說山西作為古晉國曆史悠久,而山西人經商更有著悠長的曆史。

    早在夏商周時期,解州池鹽消費地區就是封建統治者的國都。春秋時期,晉國為了招徠商人、培植國力,采取了“輕關、易運、通商、寬農”山西池神廟的政策,使山西出現不少富商大賈。春秋戰國時的猗頓,從山東到山西落戶,從經營大牲畜牛羊到販運解州池鹽發跡,成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漢設猗氏縣以紀念他。漢代絲綢之路開辟後,山西商人又加入了與西域商人貿易的行列。此後,山西商人在各地經商的記載更是屢見不鮮。《馬可·波羅遊記》稱太原:“這裏的商業相當發達,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的利潤。”還特別提到在晉陝豫黃河三角地區有“大批的商人從事廣泛的貿易活動”。晉商真正迅速崛起並稱雄商界五百餘年,成為著名商幫,是從明初開始,並由此成就了長達四五百年的商業輝煌。

    地瘠民貧的山西山西人曾經成群結隊地外出經商,對此許多人試圖尋找其中的答案。古人分析山西人外出經商的原因時說:“太原以南多服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餘而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太原以北,岡陵丘阜,磽薄難耕,鄉民惟以耕種上嶺下阪,汗牛痛仆,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兼拙於遠營,終歲不出裏門,甘食蔬糲,亦勢使之然。”其實大家公認的是因為山西地瘠民貧,生活的困窘逼迫人們為維持生計而經商於五湖四海。明代,晉商的勃興與山西的物產資源有很大關係。山西鐵礦資源豐富,產鐵悠久,官辦冶鐵在曆朝曆代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六年(1373),全國冶鐵所十三所,山西就有五所,其中兩所在吉州,太原、澤州、潞州各一所,產鐵量居全國第五位。其中,山西交城的雲子鐵,質地優良,用於鑄造兵器。在明代,山西產鐵州縣達十九個。平定、明代冶鐵法吉、朔、潞、澤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台、臨汾、洪洞、鄉寧、懷仁、孝義、平遙、壺關、高平、陽城縣均產鐵,陽城產鐵最多。陽城古代已開始開采鉛錫鐵等上貢政府。澤州和潞州兩地也產鐵,分為生鐵和熟鐵。生鐵可鑄大炮、鍾、鼎、鍋、壺、臉盆、犁鏵等,熟鐵可打造刀、剪、鋤、、鍁、鐮、釘等,年產鐵750萬到900萬斤,相當於明朝初年全省鐵產量的七八倍。因此,陽城居民世代出外經銷鐵貨。陽城李思孝在開封、周口、亳州、曹州等地設有商號,資產達數十萬兩。楊、曹、徐均為明代陽城的販鐵大戶,活躍在河南、山東、河北、內蒙等地。澤潞冶鐵經過漫長的發展,到明代技術有了很大進步,在個體冶煉的基礎上出現了以分工為基礎的規模較大的工場手工業生產,從而使鐵和鐵貨產量提高,四方商家聚集,行銷國內各地。澤潞兩地生產的生活和農業用具及生活用具,通過省內和省外商人運銷天下,供民需所用。澤潞鐵貨商人涉足各省,潞安經營銅鐵錫器的商人,明代冶鐵圖很早進入京城,並在北京創建了潞安會館。明代,澤潞鐵貨馳名天下,在鑄造工藝上,不僅可以生產生活用具、生產工具,還可以加工鐵鍾、鐵牛、鐵獅等藝術品,鑄造技術高超。潞州出產的鐵鍋,是北方邊鎮蒙漢互市上交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明代,山西蠶絲生產迅速發展。當時山西許多州縣種桑養蠶,繅絲織綢,出產綾、綢、帕、絹等絲織品。綾產於太原、平陽、潞安、汾澤四州。綢,產自潞安府和澤州。帕,出自平陽府、潞安府、澤州,蒲州府和高平縣米山的帕最好。雖說山西出產絲綢的州縣很多,但產量最多、質量最好的要數潞州和澤州的綢緞。中國絲綢產區一向以蘇杭為主。到了明代,明代紡織業的發展潞州與蘇杭並列,是中國三大絲織業地區之一。潞州和澤州織機最多時曾達到一萬多張,織綢技術達到了高峰。這兩地產的絲綢有大小之分:大潞綢,每匹長五丈,寬二尺五寸;小潞綢長三丈,寬一尺七寸。潞綢顏色鮮豔,有天青、石青、沙藍、月白、醬色、真紫、黑色、紅青、黃色、綠色、紅色、秋色、艾子色等14種色彩,織工技藝精美,為明代人所喜用。潞綢的發展帶動了晉商的崛起,它的生產無論產品銷售還是原料購進,都離不開商人。晉商跋涉各省,到四川、浙江、湖州、山東、河南、直隸等地購買蠶絲供應原料,或到通都大邑開設店鋪出售絲綢。潞綢不僅銷售於內地,也行銷於北方蒙古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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