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代以來，隨著海峽兩岸政治形勢的丕變與“文化反思”的展開，“五四”又變成眾所矚目、議論紛紜的中心課題。可喜的是，這番討論已經逐漸走出一些如“反封建”、“反帝”等政治套語的牢籠。可惜這些討論仍然時常陷入時下幾個熟悉觀念的窠臼--如民主、科學、民族主義與反傳統主義等。在大家的心目中，這幾個觀念似乎代表“五四”的核心思想。因此，它們構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但是這形象是否可以全麵涵蓋五四思想？形象是否就是實質？不錯，五四思想在某一層次上，是環繞這幾個觀念而展開的。問題是，這幾個觀念都是意義相當抽象而浮泛的。究竟“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如何了解它們？更重要的是，“五四”是由幾個思想內容不盡相同的運動所組成：1915年由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6年改稱《新青年》）所發起的思想文化改造運動、1917年由胡適與陳獨秀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以及1919年5月4日由學生示威遊行所引發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此而論，“五四”毫無疑問是一個多層多麵的運動，有其複雜性。因此，今天要再認識五四，我們不能停滯在代表五四形象的幾個觀念。我們必須正視其複雜性，透過多種層麵去探討其實質。
我認為要認識五四思想實質的複雜性，至少應從兩方麵開始：第一是五四思想中的兩歧性；第二是五四和傳統思想的錯綜關係。關於後者，近年來學者已迭有論述，本文則主要針對五四思想的兩歧性略作分析。
什麽是五四思想的兩歧性？幾年前我在一篇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章裏曾有這樣一段話：“就思想而言，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麵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蕩的時代；表麵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為楷模，而骨子裏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方麵，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麵，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饑渴。一方麵他們主張麵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於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以逃避時代問題的複雜性。”
這段話指出五四思想中一些對立發展的趨勢，就是我所謂的兩歧性。
一、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五四”受了西方近代啟蒙運動極大的影響，因此，它的思想中一個很重要成分，就是以啟蒙運動為源頭的理性主義。但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很強烈的浪漫主義。理性主義是強調理性的重要，浪漫主義卻是謳歌情感的激越。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於這兩種趨向相反的思想，同時並存而互相糾纏、互相激蕩，造成當時思想風雲中最詭譎歧異的一麵。
五四的理性主義是最顯而易見的。因為五四自始至終強調發揚科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基本目的，而科學方法就是表現人類理性的唯一方式。胡適闡揚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與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進化論思想；陳獨秀所推崇的歐洲十九世紀的實證論及功利主義，以及《新潮雜誌》上所介紹的新實證論，都反映了這理性主義的趨向。
五四所謂的科學方法當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的一套方法。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之下，五四認為這套方法不但可以用來了解社會人文現象，而且可用以建立一個理性的人生與社會。但比較起來，五四對科學理性的信心猶超過啟蒙運動，因為西方啟蒙運動思想裏麵尚有對科學理性主義一些批判性的認識。康德（Imma）和休謨（David Hume）所代表的理性主義，都承認科學理性無從替人類的價值建立一個理性的標準。借用韋伯（Max Weber）的名詞，歐洲啟蒙運動多多少少認識科學隻能建立功效理性，而非價值理性，但五四則缺少這份批判的認識，相信科學既可建立功效理性，又可建立價值理性。它既是人類客觀知識的保證，又是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絕對標準。
不但如此，五四的理性主義承襲著啟蒙運動以來的趨勢，對於人類的前途，抱持高度的樂觀，認為隨著理性的進展，人類可以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這種烏托邦精神，並不完全來自它的理性主義，其另一個重要的來源是它的浪漫主義。
在五四的思想裏，浪漫主義的比重不下於理性主義。五四的知識分子，麵對著時代的動亂、民族的危亡和傳統的失落，很容易變得情感激越、心潮洶湧，造成浪漫主義孳生的溫床。五四新文學運動在當時應運而生，自然挾有強烈的浪漫精神。
現代學者從周作人、梁實秋，到李歐梵，對五四思想的這一麵都曾有所剖析。
就思想的淵源而論，五四的浪漫主義主要是受歐洲十九世紀文學的衝擊，徐誌摩對歐洲文學的浪漫主義曾如此刻畫：
“自我解放”與“自我意識”實現它們正式的誕生，從《懺悔錄》到法國革命，從法國革命到浪漫運動，從浪漫運動到尼采（與陀斯妥也夫斯基），從尼采到哈代--在一百七十年間，我們看到人類衝動性的情感，脫離了理性的挾製，火焰地迸竄著，在這火焰裏激射出種種的運動和主義。
根據李歐梵和梁實秋的解釋，歐洲近代的這份浪漫主義精神，可以希臘神話中兩個神幻為代表：戴阿尼斯（Dionysus）和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前者是指人的狂熱的肉體或精神愛，它象征著浪漫主義所強調的激情和熱愛。就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而言，浪漫主義的情懷，並不始自五四時代，而是始自近代轉型時代（1895-1925）的初期。那時的知識分子領袖如譚嗣同和梁啟超，他們的文字思想都常常閃爍著熾熱之情感。尤其譚嗣同所代表的烈士精神就是這熾熱之愛的體現。五四沿襲這份浪漫情懷而加以光大，造成一個情感奔放、熱血沸騰的狂飆時代。陳獨秀拒斥基督教的神學和製度，而禮讚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精神，李大釗歌頌青春、歡呼革命，都是激情和熱愛的表現。但是作為五四浪漫精神的象征，“戴阿尼斯”是遠不如“普羅米修斯”來得重要，後者是人的創造力的象征，它意味著人的奮鬥進取精神。此處我們最好再借用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Osengler）對西方近代精神的刻畫，把普羅米修斯加上歐洲近代的浮士德精神（Faustus），更能突出浪漫主義的意義，因為浪漫主義不僅代表人力的奮鬥、進取和抗拒精神，而且認為這種精神的發揮是一無限的過程，一種無止境的追求。總之，浪漫主義精神不能缺少這無限感（see）。
這種無限奮進的精神，在近代轉型期的開端已經出現，梁啟超在1901年就是本此精神，寫下“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的豪語，而他同年所寫的《誌未酬》一詩也最可代表這份精神：
誌未酬，誌未酬，問君之誌幾時酬？誌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我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眾生苦惱不斷如亂絲，我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複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餘情？籲嗟乎男兒誌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誌已酬便無誌。
到了五四時期，這種浪漫精神更形充沛，激蕩在時代的空氣裏。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強調“自覺之奮鬥”和“抵抗力”之重要，以及他與胡適之謳歌西方近代文明，都含有他們對浪漫精神這一麵的讚頌。例如胡適就曾引用英國詩人鄧內孫（Alfred Tennyson）的詩句，傳達出五四浪漫的豪情：
然而人的閱曆就像一座穹門，
從那裏露出那不曾走過的世界，
越走越遠，永遠望不到他的盡頭。
……
朋友們，來吧！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會回來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頹唐了幾分壯誌！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現，
永不退讓，不屈服。
1916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一文，也是頌揚這無限奮進的精神。他認為“今後人類之問題，民族之問題，非苟生殘存之問題，乃複活更生，回春再造之問題也”。什麽叫“複活更生，回春再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實現他所謂的“無盡之青春”，他說：
青年之自覺，在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僵屍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進而縱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乘風破浪，迢迢乎遠矣。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這段激動的文字裏，提到“本其理性，加以努力”。但此處所謂的理性，已不是單純的理性。理性的後麵是熾熱的情感，也可以說：理性主義已為浪漫主義所融攝，轉成一種對理性的宗教信念。這是一種吊詭性的思想發展。前麵提到，理性主義本身已有造成高度樂觀的傾向。加上浪漫主義的浸灌，樂觀精神更形高張。其結果，五四變成一個烏托邦思想彌漫的時代。
在李大釗的《青春》裏麵，從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出發，再吸收了西方理想主義對精神力量的無限肯定，他相信，個人憑著無限的意誌力，不但自己可以進入“無盡的青春”，而且整個民族、世界、宇宙都可進入無盡的青春。是以這種理想主義精神與烏托邦的心態，李大釗迎接了蘇俄的十月革命。他相信這場大革命使人類進入一個“新紀元”，使人類“複活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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