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人類社會誕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隨著整個社會發展曆程，是人類特有的重要社會活動，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從中華教育的大背景來看，西周時期是我國形成相對完善的學校教育體製和教育內容的最早時代。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學在官府”為主導的體製和以“六藝”為主體的內容。西周的教育和各項製度對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有著極其重要影響。當然，在當時文化發展還相對滯後的浙江義烏，其教育受西周官學的影響較小，發端也更遲些，而更直接的影響則來源於具有強烈地域文化特征的越文化以及秦漢以後逐漸融入越文化的儒學文化。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在浙江設置郡縣。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置烏傷縣。兩漢、三國時期，義烏的經濟、文化就開始得到穩步發展，眾多士族學子開始研習儒學經典，發展儒家文化，可謂文化昌盛，文人輩出，自古被稱為“小鄒魯”。西漢末年，北方戰亂頻仍，大批士族、農民、手工業者避亂到江南，加快了中原文化與越文化的融合，也促進了義烏文化教育的發展。之後，東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戰亂和移民而出現的文化南移現象較之西漢末年更為普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義烏的文化和教育事業都得到了實質性的發展。
因為時代久遠，史料堙沒，義烏教育的發展脈絡已難細考，隻有零星記載。據古《義烏縣誌》載，孫吳時期，烏傷人士駱統，字公緒，官任濡須督，曾經師從以儒學聞名的江東丹陽人唐固。“縣古有學，肇自元魏”。北魏年間（386—534年），烏傷誕生了最初的官辦縣級教育機構——縣學。南朝時期，齊國樓幼瑜，字季，長於《禮》學，著有《禮捃遺三十卷》與《文集六十六卷》、《隋書經籍誌注》，聚徒教授，不應征辟。自隋唐起，浙江的教育才真正興盛起來，義烏的教育也隨之得到發展。唐武德7年（624年）烏傷改稱義烏，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曆史。
隨著宋室南渡，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大地成為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區，太學、宗學、武學、醫學、畫學等中央官學陸續建立，各地所設的書院也多達190餘所。這一變遷也為義烏文化和教育的繁榮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使得各種學派和教育思想蓬勃發展。義烏儒學的發展也從南宋時期開始興盛，崇禎《義烏縣誌》之《儒林》、嘉慶《義烏縣誌》之《理學》，均始自於南宋時期。由於山川地理環境的影響，在儒家學說學習與傳播，義烏自成係統，曆代學人在儒學領域中默默耕耘也多有建樹。
同時，在全國統一的製度保障下，義烏的教育製度也日趨規範。以講授理學或學習製藝為主的書院也在義烏紛紛設立。曆代有東岩書舍、滴珠書院、繡湖書院等近20所，尤以明代最盛。書院的設立對於豐富義烏的學術思想，推動當地的教育進步和經濟發展都有積極意義，科舉入仕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從明代建立至清代結束是中國封建社會從成熟走向衰敗，直至滅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前半段，一方麵，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思想都達到了空前的成熟，在這樣的大背景和中央集權的統領下，唐宋以來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製度得到了繼承和鞏固；另一方麵，封建統治者吸收前朝統治的經驗教訓，把封建專製更推進了一步，通過強化思想控製、發展官學和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製度等措施來實現教育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目的。在這個過程的後半段，由於封建統治的衰退、思想界對傳統封建思想的反思和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影響，出現了“崇實黜虛”的實學教育思潮，並在全國逐漸產生了效仿西學的新式教育。
始興於元代，普及於明清的社學以官民結合的地方學校形式，對推動義烏的教育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社學以民間子弟為對象，“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明崇禎年間，義烏有著名的“龍門大社”。
義學、私塾（義塾、家塾、族塾、學館等）等蒙學機構是發端最早，存續時間最長，城鄉分布最廣泛，也是最基礎的教育組織和辦學形式。義學為“廣勵人才、俾貧而無資者皆得有所成就”而設。清時，義烏鄉賢自編方言教材《穀米豆麥》供私塾蒙童和農民識字速成之用，鹹豐年間已廣為流傳，堪稱一絕。私塾這種最普及的辦學形式直至民國30年（1941年），因現代教育的引入才完全退出曆史舞台。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