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誌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隻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隻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諡。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麽呢。所以隻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麵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麵的，即陰麵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裏麵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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