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一直號稱重農抑商，但商業從來就沒被抑製住。太史公過，要想致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隻要社會穩定，不管朝廷怎麽抑製商業，商業都會蓬勃發展。但是基於儒家重本抑末、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商稅征收一直沒有納入正常的財政收入進行統籌管理。
商業發達不能化為朝廷的財政收入，卻成了商人奢靡生活的基礎。官員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從中分肥，商人通過與官員的勾結進一步壟斷市場，牟取暴利，朝廷卻不能從中獲利，普通百姓也得不到什麽好處。當朝廷想從中獲利時也不是建立征稅的製度，而是專賣的形式進行壟斷經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鹽鐵，鹽的專賣製度最為誇張，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實際上，曆史上進行專賣的商品遠不止鹽鐵，凡是需求量大，百姓不可須臾或缺的產品，如酒、茶都曾經是專賣的對象。
常常有人討論中國為什麽沒有產生資本主義，也有人如果不是外族入侵，宋朝或者明朝都有可能走向資本主義，實際上這都是不可能的。儒家思想控製的中國根本沒有正眼看過商業，商業的發展無法成為財政增添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為官商勾結的黑洞。
所以中國曆史上常常出現這樣的怪事，一方麵商業發達，大商人富可敵國，一方麵朝廷財政匱乏，捉襟見肘。朝廷和商饒矛盾激化，最後往往兩敗俱傷。就漢朝而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漢武帝晚年，因為連年征戰，朝廷財政吃緊，漢武帝向民間商人募捐，商人坐擁巨額資產，卻沒人響應，漢武帝一怒之下發布告緡令，利用權力強行剝奪商饒財產。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雖然解決了一時的財政困難，卻摧毀了民間經濟，也留下了千古罵名。
如果漢武帝一開始就建立了正式的商稅製度，納入財政統籌，按法征稅而不是臨時加派，這件事根本沒必要發生。
孫策很清楚戰爭是燒錢，經濟是基礎，他既然逼迫蔡家由經營田莊轉向工商，自然不能放任不管，看著豐厚的利潤由蔡家獨吞。隻是就目前而言，荊州還是袁術了算，他推行商稅改革的條件並不成熟，所以才用這種方式進行變相的征收。
周瑜清楚孫策的思路，雖然他目前還無法全麵掌握孫策的計劃，但他對孫策“勒索”蔡家的行為並不反對，反而覺得經地義。扶植一個家族當然要有好處，要不然扶植著他幹什麽。
過了一會兒，黃承彥匆匆趕來。周瑜把蔡瑁來的事了一遍，又將孫策打算開設木學堂的設想了一遍。黃承彥很意外。設立講武堂可以理解，戰亂時期，訓練有素的中下層軍官對提升整體戰力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兵學自成一家，早就是正正經經的學問。木學卻有些不登大雅之堂，就連他這個對木學很感興趣的人也從來沒把這當成一門正式的學問，更別開堂設講了。
嚴格起來，這隻是一門技巧，充其量算是雜學的一部分。
“後將軍身邊的人想要拋石機，拋石機是你的心血之作，豈能讓他們白白拿走？但後將軍有令，我們也不能不聽，所以我們打算以借調的方式提供幫助，每部派遺兩到三名工匠進行指導，這些工匠的編製算我們的，將來還要回到我們這兒來。考慮到肯定會有人識貨，想將這些人挖走，我們要事先提高門檻。你擬一個名單，選出十人左右，分三到四組，每組設組長一人，組員一到兩人，組長年俸二百石，組員年俸百石，借調外出時發放津貼，每百錢，你覺得怎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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