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策對佛教不怎麽熟悉，既沒有深入了解過佛經道義，也沒有參加過什麽坐禪打七，所謂了解也隻是逛逛寺廟，走馬觀花，最多是讀過一些佛教史，很少涉及佛教經義。他了解的佛教也是已經漢化的佛教，沒什麽華夷之別，不存在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思想。
但他卻很清楚，就辯論而言，道教徒真不是佛教徒的對手，這是曆史已經反複證明的。以後不行，現在就更不行了。別的不，即以經籍論，佛教已經形成了完備的體係，隻是還沒翻譯過來，道教有什麽，《太平經》？那就是一部混雜了儒道思想和巫術的匯編，自圓其都談不上，更別與人論戰了。
當然，佛教徒再能辯，還是辯不過皇權，最後是在華夏大地傳播開了，卻也不再是原本的佛教。可那隻是皇權一時的成功，並不是真正的勝利者。等佛教傳播開來之後，受到威脅的皇權幾次反撲都沒能成功。
孫策有一種強烈的無力福在戰場上，他可以遊刃有餘，即使麵對強敵也能鎮定自若，打不過也能走得掉。可是在思想領域，他遠遠做不到那麽從容，慌得一逼。前世三杯之後，與同好談古論今，他可以放言無忌，指點江山，笑談古今權貴，可那隻是看人挑擔不吃力，現在他是當政者，就沒那麽從容了。
尤其是當他清楚佛教的誘惑與威脅時——連郭嘉那樣的來子都喜歡讀佛經，更何況那些本來就喜歡坐而論道的讀書人。就連他自己都不敢佛教全是胡襖，穿越焉知不是輪回？
道教求今生，重實幹，從外丹到內家，從養生到道醫，但誰也沒見過不死的活神仙，所以道教縱能興盛一時，終究還是沒落了。佛教求來生，重思辨，來生無法驗證，思辨誘人神往，所以佛教一直興盛。
孫策很糾結。
對孫策的糾結，虞翻有些不以為然。他堅信主動權在手，清除佛教的影響並不是難事。孫策對他的自信不以為然，卻也無法明，隻得讓他先去部署。無論如何，總要先找到嚴浮調和於吉再。
虞翻匯報完工作，孫策留飯，兩人又談了很久，卻以具體的政務為主。他平時不怎麽過問具體的事，基本交給虞翻處理，有疑問也隻是通過公文來往，如今回都，虞翻自然要將相關的事務匯報一遍。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五年計劃的完成情況。
五年計劃的事籌備了很多年，真正實施是建安元年，擊破袁紹之後，中原形勢大體初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才得以進入實際推行階段。今年是第四年，能不能如期實現，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五年計劃並不是秘密，實施之初，為了能讓治下百姓了解五年計劃的意義，對未來充滿信心，計劃的相關指標是公諸於眾的。能不能如期實現，象征著以孫策為首的執政團隊是否有足夠的執行力，是否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對普通百姓來，是不是代表了命所歸。
從孫策開始，核心決策層對這個五年計劃都非常重視，也正因為如此，連一向喜歡冒險的郭嘉都建議保守一些，回建業休整一年，確保第一個五年計劃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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