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對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矛盾心態（1）(1/2)

    如果說教民群體對於直接衝擊他們的排教浪潮普遍采取了抵製、怨恨和報複的態度，那麽他們在麵臨外國侵略者占領和蹂躪自己的家園時，所作出的反應則更為複雜了。由於教民群中的各種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參差不齊，其入教動機、日常行為及道德水平也互有區別，因而在民族災難中表現出了各種不同的心理和態度。

    有相當一批教民對侵略者的態度是暖昧的。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中，由於他們的生命處於危急關頭，不少教民將駐有侵略武裝的教堂和使館當作“庇護所”。例如有的教民囑咐孩子：“你看見洋兵先畫十字，他好知道咱們是奉教的。”有教民認為：“北堂及使館若皆在，我等毫無所畏。”有的還得意地相傳，某地某區的“義和拳全部叫洋兵打死了。”看來，這些處在特定曆史環境中的教民，對自己由於信“洋教”而能得到“洋兵保護”這一點是清楚的。於是也就出現了一批自覺投靠侵略武裝的教徒，乘國家危亡之際，與侵略者沆瀣一氣，或當間諜遞送情報，或殺害拳民平民，或勒索錢財，或充當“洋職”，更有甚者，在與拳民的武裝對抗中，“另築一圩，排列槍炮，豎外國旗號。”完全成為侵略勢力的附庸。這上點前麵已有簡析。但是，由於當時“殺洋滅教”的極端性，我們不能把據守在北京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所有教徒（他們分別約為兩千人和三千人）都看成是自覺的投敵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在生命難保而又不為平民所容、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投奔使館、教堂的。他們一麵在洋兵和傳教士的指揮下出死力拒守，一麵又難以排解無奈、惶惑的內心矛盾。一名基督新教教徒在日記裏寫道：“仆等不過相與同心竭力，冀免一死而已，豈甘心叛亂，敵我王師哉？”從指斥團民“造反”到自洗“叛亂”之嫌，反映了庚子年間民族矛盾激化後的政局變動是這樣的複雜和迅速，以至於有點文化和經驗的教民也對此惶惑不解，驅動他們的是一種簡單的求生欲望。當時也還有一些教民，逃難時選擇的主要對象是親友，而並非教堂或使館。這說明在緊急關頭對他們起支配作用的還是傳統的親情觀念，在當時已經變得並不可靠的血親聯係，還是超過了宗教歸屬感和政治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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