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與教民

第一節模糊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認同感

在中國傳統社會,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國家政權同基層社會保持著遙遠的距離。一般老百姓同中央國家機器沒有直接的聯係,他們主要是通過戲曲、、歌謠、傳說、民間故事等非正式的小渠道傳播方式及部分的學校(主要是蒙學)教育來獲得關於國家的知識。這些知識是片斷的、不完整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對皇帝、朝廷和京師的認同和想像上。皇權國家意識通過正統文化(如蒙學教育、紳士說教等)和民俗文化(如戲曲、街巷傳播等)的長期熏陶,被蒙上了戲劇性的色彩,紮根在民眾的主觀世界。至於在日常生活中,國家政權幹預鄉裏社會的主要方式是征收賦稅和辦理訴訟,從而在完納“皇糧國稅”和遵守“天朝律令”這兩個方麵傳達了國家的存在和朝廷的權威。從總體上說,傳統社會中的平民雖然具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和社區意識,但在國家觀念上卻是不完整、不成熟的。教民作為傳統社會成員的一分子,在國家觀念的來源上與一般老百姓沒有什麽區分,他們又不可能從宗教中得到更多關於國家的知識,相反,其原有的國家觀念還有可能因“在教”而自覺不自覺地被具有侵略背景的教會勢力所牽製。因而可以說,教民的國家觀念不僅與平民同樣地停頓在感觀水平,而且更為混雜不清。 由於傳統的皇權國家意識的重心作用以及對國家政權隻有具體、直觀的感受,一般教民對於自身在國家中位置的認識是相當膚淺的。他們通常隻是把“不造反”、不觸及皇家權威和完成州縣衙門的賦稅攤派當作國家認同的主要內容。在他們看來,“我們天主教也是皇帝的子民,年終完納國課”;“每年完納國課,仍是中國人民”。上述材料說明,這些教民的國家觀念是傳統型的,而他們這種受皇權意識支配的國家觀念,同當時一般的鄉裏百姓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比較複雜的問題是教民如何理解他們在國家和教會之間的位置。教民中一個相當典型的說法是:“天主教是奉旨傳教,誰也不能阻擋。”這種說法將天主教的合法性落在國家(朝廷)的認可上,從而把“奉旨傳教”和“奉教”歸結為類似於遵旨完糧的守法意識,但同時卻不理解或者有意回避那準許傳教的“聖旨”乃是帝國主義強權所逼出來的。 由於教民經常處在“奉教即叛國”的輿論指責中,這種社會壓力反而有可能使他們對國籍更加介意,對中外區別更加注重。在一些信徒看來,既然他們的教是“奉旨”的,那麽自己當然是“大清國”民,“虔誠之人亦必熱心愛國家,並不私通外國”,或“奉教是恭敬天主,非隨外國。”在義和團運動中,不少教民都十分反感“二毛子”這個具有明顯的政治貶意的稱呼。常常能見到教民這樣的聲明:“不是二毛子,是天主教”;“不知何為二毛子,我是奉教的,你們要殺便殺,不必胡說,再要胡說,我要罵你們”;有的還會氣憤地反駁:“什麽叫二毛子?你們才是二毛子呢!”。這些教民即使在生命危急的關頭,也不情願將自己同被斥為“大毛子”的洋人(或反洋教揭帖說的“半人半畜”)並列,甚至等而下之。傳統文化中長期相延的“華夷之辯”觀念,以及晚清教民同樣感覺到的西方勢力登堂入室的政治形勢,使教民中的一些人認識到中國人“隨外國”、“私通外國”是很不光彩的。由此,這些教民對自己與外國的這層關係相當敏感,力圖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厘清國籍和教籍。上述言論反映了他們想把自己歸屬於“大清國”的意願,也多少流露了一種因入教而被劃進“外洋圈”的委屈與羞辱。退一步說,奉旨傳教的觀念至少折射出相當一部分教民心目中的皇權意識,他們並無有意反叛皇權和皇權代表的國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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